由于翻译自身所处的边缘地位,译者和译者的积极作用在国内外研究中被长期忽视。20世纪70年代后翻译研究的“文化转向”给西方文论、翻译理论提供了新的视角和方法。越来越多的学者开始关注译者主体性,并采取了不同的方法对其进行研究。权力话语理论由法国哲学家米歇尔·福柯提出,该理论对整个西方文化研究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同时也为翻译研究提供了新的理论视角。福柯认为:权力是指一切控制力和支配力,它是一种网络关系并弥漫于人类存在的全部领域。权力的种类包括有形权力,如政权机构、法律条文;无形权力,如意识形态、道德伦理、文化传统和习俗。它们彼此构成一个庞大的网络,任何人都不能独立于这个网络而存在。权力以话语的形式表现并能通过话语而得以实现,同时人们也可以利用话语去接近和掌握权力。本文从权力话语的视角探讨了在翻译活动中译者主体性的发挥情况及其限制因素。具体来说,译者在翻译过程中会受到社会和个体双重权力话语的制约。社会权力话语制约主要表现在社会历史、经济、意识形态、道德伦理等方面;个人权力话语制约主要表现在译者的翻译理念、独特个性、情感因素等方面。在权力话语制约下,译者主体性表现为一致、抵抗以及妥协三种形式,具体体现在确定翻译动机和目的、选材,译者对原作的理解和阐释,选择翻译方法以及翻译结果等方面。以严复的译作《天演论》为例,译者主体性表现为妥协。特定的历史环境是指19世纪末甲午战争失败、列强瓜分中国最猖獗的时候。特殊目的是严复想以“物竞天择、适者生存”的普遍进化论震撼中国人,使中国人认识到国难当头、自强保种的紧迫的危机感。原作者赫胥黎认为自然规律是“物竞天择、适者生存”,但人类社会的伦理关系因其道德标准而不同于自然法则。由于自身所处的话语环境,严复对进化论的理解明显受制于他的“前理解”。他不接受赫胥黎的观点,信奉斯宾塞的理论(进化论规律适用于人类社会),认为中国若不奋起,便有亡国灭种之危。因此,根据自己的理解、目的,他采用三种特殊方法进行翻译:一是有选择、有取舍、有改造地摄取原作,向中国传播被他融合的达尔文、斯宾塞的进化论思想。二是在原文之外加大量按语,发挥、强调自己的见解。三是为了读者接受西方思想,严复采用适合当时中国知识分子阅读习惯和理解能力的古雅文体,使译作音调铿锵、文采斐然,成为传诵一时的美文。结论指出,翻译并不是一种中性的、远离权力话语的活动,也不是一种纯粹的文本间的等值转换和替代,而是与其周围各种权力话语密切相关的一种活动。对于译者来说,他本人的知识连同他的话语(即译作)毫无例外地被操控于当下的权力话语网络之中,并渗透在译者的翻译动机,文本选择,译者的理解、阐释,译文的形成过程乃至译文所产生的结果中,因而翻译活动不再是文本阐释者所认为的那样纯洁无瑕,而是留有权力话语之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