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主要研究汉晋时期益州地区发生了什么政治变化；益州方土大姓在这种政治变化当中扮演了什么角色；这种角色在当时的社会政治中起了什么作用；对其后的社会有怎样的影响；在当时不断变化的历史环境中，益州方土大姓自身发生了什么样的演变。 在刘焉、刘璋统治益州时期，虽然存在与东州势力间的冲突，但总的来说，益州方土大姓在刘二牧政权中占有很大的优势地位。特别是刘璋统治的前期，以王商、赵韪为首的益州方土大姓几乎主导了益州的政局。正是由于益州方土大姓对刘璋政权的认同，使得他们对刘备入蜀持激烈的反对态度。 蜀汉时期，大批益州士大夫参与了蜀汉政权，但在蜀汉政权的官僚体系和权力分配中，其地位要低于荆州士大夫集团和原刘璋旧部，在蜀汉政权的内部权力斗争中，益州士大夫集团的影响也微乎其微。 蜀汉灭亡之后，司马氏将原来流寓益州的外州士大夫迁往内地，同时对益州大姓进行了一些安抚。但总的来说，益州大姓的地位是进一步降低了，西晋时期值得一提的是九品中正制在当时的益、梁、宁地区的推行。 东汉后期今文经学、以及依附于今文经学之上的谶纬神学，在巴蜀地区经历了一个回光返照式的辉煌。巴蜀地区出现了一个稳定的研习今文经学的儒生群体。受今文经学、谶纬神学的传统的影响，巴蜀学者中产生了两个心结：一个是关于汉家的“戹运”之说，另一个是“益州分野有天子气”之说。这两个心结左右着汉末三国时期巴蜀儒生在政治上的进退。蜀汉政权的建立和消亡使得巴蜀儒生的两个心结得到了完美的解决。而蜀汉政权的干预也使得巴蜀经学由今文经学向古文经学转变。 汉晋时期，为了适应新的历史环境，益州大姓自身也在不断发生着演变，这种演变的核心主要是为了适应即将出现的魏晋士族政治。与这种演变同时发生的还有士大夫群体中出现的名士化现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