董秘制度是我国借鉴英美国家的秘书制度而来的,从1993年起,我国开始一步步地稳健地要求上市公司设立董秘一职,将董秘制度引入上市公司。在法律文件方面,上海证券交易所和深圳证券交易所发布了《股票上市规则》,该规则明确指出上市公司应设立董秘一职。《公司法》在2006年重新修改的时候,首次在法律层面上明确指出董秘属于公司的高层管理人员。与其他高管相比,董秘的职责更加多样化,主要负责董事会内部信息的沟通传递、对外信息的披露及与证券腔管机构的协调交流。身为高层管理人员,董事会秘书在公司运营中发挥着不可忽视的作用。总的来说,当前上市公司董秘的职责主要包括三个方面,分别是完善公司内部治理、投资者关系管理和信息的合规披露。然而,董秘肩上的重大职责并不能保证他们不遗余力地为上市公司履行职责,董秘离职现象愈演愈烈。据相关统计,2012和2013年均有92家上市公司发生董秘离职,2014年是135家,2015年则高达227家,占对应年份上市公司总数的比例分别是3.69%,3.62%,5.17%和8.11%,该比例逐年呈现上升的趋势。国内相关学者的研究已经证实,董秘的频繁跳槽确实会给上市公司带来一定的经济后果。鉴于董秘在上市公司中日益凸显的作用,结合上市公司董秘愈发频繁的离职现象,深入研究董秘离职问题就显得尤为必要。本文通过深入剖析我国董秘这一职业群体的现状及上市公司董秘的多重功能,并结合董秘频繁跳槽这一现象,研究以下几个问题:(1)董秘离职是否会对公司的市场业绩造成一定冲击?(2)董秘离职是否会对公司的信息披露质量造成影响?(3)董秘离职、信息披露质量和公司市场业绩三者之间存在怎样的一个关系?本文手工搜集了2006年至2013年中国深市上市公司董事会秘书离职的经验数据,实证研究了董秘离职对上市公司信息披露质量和市场业绩的影响。研究表明,董秘离职显著降低了上市公司的信息披露质量与市场业绩。本文进一步证实了信息披露质量与市场业绩的高度相关性,并利用Baron和Kenny的传统检验方法,发现信息披露质量在董秘离职与上市公司市场业绩关系中起完全中介作用,信息披露质量可以很好地解释董秘离职和市场业绩关系背后的机制机理。具体而言,本文以董秘离职、信息披露质量及市场业绩这三者分别作为本研究的解释变量、中介变量及被解释变量,并在此基础上研究三者之间的关系。本文的研究是基于这样一个思路,即董秘的频繁离职会极大程度上影响到董秘投资者关系管理及确保信息合规披露两大职责的履行情况,进而对市场业绩和信息披露质量产生影响。为了检验董秘离职对信息披露质量和市场业绩的影响,本文构建了两个多元回归模型,结合以往学者研究,同时控制住公司规模、资产负债率、企业绩效、独董比例、股权集中度、公司产权属性、审计机构权威性和两职合一等一系列变量。为了检验信息披露质量在董秘离职与市场业绩关系中的中介作用,本文采用了Baron和Kenny的传统检验方法进行检验。最后,本文运用两职合一这一工具变量,利用Hausman检验方法来检验内生性问题,证实了董秘离职不是内生变量,本文的结论可靠。本文分六部分展开。第一部分为引言。该部分主要介绍了本文的研究背景及意义、研究思路与方法、研究内容与框架及本文的创新点与不足。第二部分为文献综述。通过对董秘相关研究、董秘与信息披露质量相关性的研究及信息披露质量与公司绩效研究的国内外文献回顾,本部分对这些文献的研究成果进行总结,同时指出现有文献研究的方向和重点,进而发现了可以继续研究的空间和领域。第三部分是董秘离职、信息披露质量与市场业绩关系的理论概述。本部分首先对董秘离职的概念进行界定,然后论述了会计信息披露质量的含义和评价方法,最后详细阐述了本文研究的理论基础。第四部分是董秘离职、信息披露质量与市场业绩关系的实证研究设计。本部分首先通过文献回顾提出相关假设,并依据假设选择合理的样本,同时对数据来源进行说明,紧接着详细阐述了本文的研究变量,最后试图将所有变量纳入到模型中,构建本文的研究模型。第五部分是董秘离职、信息披露质量与市场业绩的实证结果分析。该部分具体包括描述性统计、相关系数矩阵分析、单变量分析、多元回归分析及Hausman内生性检验。第六部分是本文的研究结论和建议。通过对前五部分进行高度概括,本部分详细阐述了本文的研究结论,并从多个方面针对性地提出了缓解董秘离职的相关建议,最后对本文研究的局限性作出说明,并对未来的研究做出展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