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者基于目前中国边疆历史城市地理研究薄弱的现状，选取了位处北部边疆农牧交错带的归绥城进行个案研究，以期对总结中国北部边疆城市地理的发展规律有所裨益。　　考诸历史，位于土默特平原的城镇大都会发生城址废弃或迁徙的境况，为什么归绥城市没有出现这种情况，反而能够自明末建立后，存续至今，成为内蒙古自治区的首府——呼和浩特市城区的基础框架？这其中的历史地理原因是不容忽视的。因此笔者以1572-1954年归绥城为研究对象，在占有大量历史文献资料及实地调查的基础上，以建立连续的地理剖面为基本理念，对归绥城市地理的发展变迁及其规律进行了长时段的研究。　　笔者从形胜、交通区位及经济条件等方面分析了影响归化城选址的宏观地理环境后，认为归化城应建在辽金元丰州城旧址上，而事实并非如此，归化城最终建在了丰州城西四十多里地方。这是因为影响归化城选址的因素，除了上述宏观因素之外，还有微观因素的影响。辽金元时期的丰州城址的形胜、交通及经济条件，尽管完全可以满足俺答汗对蒙古转口贸易中心之城市职能定位，但是无法满足他对新城诸多象征性意义的需要，而且重新修筑久已废弃的丰州旧城的成本，未必低于在其附近新建一座城。因此他选择在丰州城旧址西四十多里的地方建新城。而归化城易受水患的缺陷，表明其所选城址微有缺陷。　　为了满足对准战争的需要，清廷于康熙年间设立了山西右卫驻防城作为西北边防内防线的依托。雍正末年，又在漠北修建了数座屯兵城，甚至在清准议和期间修建了鄂尔昆驻防城，作为西北边防外防线的依托。清廷在西北的军事防线似已较为完备，应该无需再建驻防城。清准议和之后，西北边防重心的变化需要清军的内防线前移，加之鄂尔昆驻军人数较前大为减少以及鄂尔昆自然条件所限无法稳定地保障军需粮草，势必需要漠南交通形胜之地的声援。而右玉在地理位置方面的缺陷，使其无法满足清廷的这一基本择址条件。康、雍、乾年间，持续的清准战争使归化城在清廷西北政治军事斗争中显现出其政治地理位置方面的优势，因此绥远城的兴起可视为归化城政治地理位置的质变。清廷于乾隆二年在归化城东北五里地方开始修建绥远八旗驻防城。影响绥远城选址的宏观地理条件包括区位条件、经济条件、交通条件及历史人文条件。而从绥远城城址的具体定位可以看出影响其选址的微观地理因素主要有:其一，地势要求高燥，不易遭受水灾。其二，要求保持背山面水、尽取地利的态势。其三，要求为交通冲要之地。绥远城左控哈拉沁沟、右扼红山口沟，不仅控扼了勾通大青山南北的主要通道，而且还可利用哈拉沁沟水解决护城河的水源。但也因此使绥远城在大青山生态环境日益恶化的情势下，出现易受水患的缺陷。此外，绥远城的选址还受到了风水观念的指导。　　归、绥二城的建立前后相距一百六十多年，而车站区在距绥远城建成一百八十多年后形成。归绥城的形态变化大致经历了五个阶段，在不同历史阶段，其城市形态具有显著的差别.第一阶段为归化城块状形态形成阶段;第二阶段为归化城沿其南北大街及其延长线伸展阶段;第三阶段为归、绥双子城阶段;第四阶段为归、绥二城及火车站聚居区三组团形成阶段;第五阶段为归绥城内向填充阶段，即三组团连片发展形成新的块状形态阶段。其中第二、三阶段在时间上有一定重合。即归化城的蔓延式扩展与绥远城和火车站聚居区的跳跃式发展同时进行。在乾隆四年之前，归化城为单城型城市，它的城市形态能够清晰地区分为城墙限定的近似“凸”字形城和城墙外发育成长起来的较其城池大很多的不规则的新城区。归化城因此形成了小城池、大关厢的城市形态。归化城的城市扩展特征属于自然缓慢蔓延式。自从乾隆四年在归化城东北五里地方建成绥远城之后，其城市扩展特征表现为由自然缓慢蔓延到跳跃式大规模扩展，其形态随之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呈双组团型。归化城主要是出于宗教和商业目的而建、绥远驻防城是出于军事目的而建，这说明宗教、商业、军事政治因素对归绥城形态的形成具有重要影响。自民国十二年火车站聚居区形成后，它又成为由三个团块组成的城市.它们有各自的中心和道路系统，它们之间有一定的空间距离，依靠两城间的大马路及站前马路等道路联系而成为一个城市实体。同时，这三个组团沿着联系它们的道路扩展城市用地，逐渐连为一体，城市形态的发展进入内向填充阶段.　　归绥城的城市形态正是围绕其不同历史时期城市职能的发展演变而形成的。位处边疆农牧交错带的归绥城的城市形态，因大量汉族移民的到来而受到了中原城市的影响，其外部形态为方形、有关厢等。但是由于归绥城市形态形成、发展的地理环境、社会发展进程、政治制度以及宗教文化传统的特殊性，与内地城市相比，不可避免地表现为其城市形态发展的差异。这种差异正是归绥城市形态的特色所在。　　对于多种宗教并存的归绥城来说，宗教不仅仅是一种文化传统，尤其是黄教所体现的宗教职能还是其城市性质所在。归化城是明末清初内蒙古的黄教中心，归化城的城市性质，即其最主要、最本质的职能是宗教职能，因此黄教文化必然会对其城市形态产生深刻的影响。召庙集中分布的归化城南为宗教功能区。明末至清代，归化城南召庙的修建直接带来归化城的南拓，召庙的向心力带动买卖城的形成，以及召庙对所拥有的城市土地的使用方式对构成城市形态的基本骨架——归化城道路网的影响，均可视为黄教文化对归化城城市形态的决定性影响。而归绥城其他宗教文化，如伊斯兰教文化、大教文化、基督教文化也对其城市内部形态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归化城北回民区的形成、北头起商业区的形成及归化城南买卖城的形成均与它们有关。入民国后，在新的社会形势下，召庙等寺宇被改作它用，归绥城的城市用地形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其宗教职能也大为减弱。　　归绥地区的管理体制为道厅、旗、将军三制并存。从雍正年间开始，归化城中旗衙署与厅衙署并存;从乾隆年间开始，归绥城中旗衙署、道厅衙署以及将军系列衙署并陈，归绥城呈双子城结构。这种特殊的的城市空间形态变迁过程，不但体现了归化城土默特地方管理制度的不断调适，而且反映了该地区纳入中原王朝国家管理体制的复杂历程。这种多元化的管理体制的建构过程即为归绥城政治、军事职能的形成过程。而与这些职能相对应的机构的分布地，就是归绥城的政治、军事功能区。大致上，从明末至清代，归化城城池之内为与旗对应的军政功能区;从清雍乾年间开始，归化城西门外地带为与道厅对应的政治功能区;从乾隆四年开始，绥远城成为与将军对应的军政区。而绥远城军政区的形成是其城市形态的第一次飞跃发展，城市形态呈双子城结构。民国时期，绥远城成为绥远省的省治之后，归绥城的政治、军事职能进一步加强。而绥远城成为省治也带来了归绥城内部行政中心区由归化城移至绥远城的变化。　　归绥城的商业职能是在其地理位置优势的支撑下，依托其宗教、军政职能的发展而形成、发展起来的。其发展经历了蒙古转口贸易中心、边口市场、稳定的商业城镇、长距离大宗中转贸易枢纽以及西北对外贸易节点等过程。清代，归绥城的商业功能区集中在归化城，并且与宗教区出现很大程度的重合，最突出的表现即为归化城南买卖城与黄教召庙、大教寺宇分布区的重合。在归化城北的清真寺集中分布区也形成了相应的商业区。因为宗教信仰与社会经济之间存在着一种共生互荣的联系，所以商业区与宗教信仰区之间出现很大程度的重合。由此可见，尽管归绥城的功能日渐完善，但其功能分区并不是十分明确。尽管绥远城是八旗驻防城，但是其中也有据十字大街分布的商业区。民国时期，外蒙古宣布独立和新疆变乱等政治事件导致归绥城通蒙新的交通受阻，其商业发展受到影响，商业职能有所减弱，商业区有所萎缩，但是其商业区的分布仍基本保持了清代的格局。民国八年之后，因平绥铁路通绥，在归、绥二城中间偏北地带出现了火车站聚居区，这是归绥城市形态的第二次飞跃发展。　　笔者通过对清至民国时期归绥城在区域城镇体系中的商业地位的探讨，对于学界已有的观点，诸如清代归绥城周边城镇的兴起可视为归绥商业职能外延而非萎缩的现象、民国时期包头在西北区域市场中的地位高于归绥等观点，进行了修正。此外，还依据中心地理论对归化城土默特地区城镇体系分布的规律进行了分析。该地区的城镇主要依照行政原则模式布局，市场原则和交通原则模式也发挥作用。因为受自然条件、交通条件和区域开发晚等因素的影响，局部地方还没有完全形成符合中心地理论标准的三级市场体系。　　在前述研究基础上，笔者对归化城建立后能够摆脱了以往该区域城镇不能存续发展的窠臼，持续发展至今的历史地理原因进行了的总结:第一，不论从宏观地理环境看，还是从微观地理环境看，归、绥二城的选址都比较合理，这保证了它们赖以存在、发展的地理基础。第二，从明末至民国时期，归绥城的宗教、政治、商业及军事等职能渐次递加并互相促进，城市职能呈现出综合性的面貌特点。这是位处边疆的归绥城能够长期存于同一个城址存续下来的主要原因.第三，移民对归绥地区的持续开发，使归绥城获得了存续发展下去的区域经济条件。第四，清代疆域一统、政局稳定的大背景，便于归绥城的地理优势条件得以充分发挥。尤其是在清代疆域一统的大背景下构建的广阔的对外交通网络，进一步优化了归绥城的地理条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