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的了解云南省两边境城镇男性流动人群的人口学特征、流动特征以及该人群的艾滋病相关知识、态度、行为的基本状况,探讨针对该人群有效的防治策略措施,为艾滋病的监测提供基础资料及为以后评价防治措施及其效果提供有价值信息。方法采用访谈法、观察法、查阅文献等方法完成调查地点的确定并完善调查问卷;采用非概率抽样方法抽样,以自行设计的问卷对云南省两边境城镇男性流动人口进行横断面调查。结果(1)两镇的男性流动人口以汉族已婚青壮年为主,文化程度大多是初中和小学,收入结算方式两镇均主要是“不定时结算”的方式,平均月收入A镇为2500元左右,B镇为1500元左右,两镇月收入水平有统计学差异(P＜0.05),职业种类在A镇以卡车司机(占25.5%)、伐木工人(13.1%)和商人/老板(10.3%)居多,B镇以建筑/修路工人(占27.2%)和个体经营者(占27.2%)为主,两镇的调查对象有相当的比例在到流入地后从事的工种有变化(A镇55.3%、B镇54.9%)。(2)流动方式上,在A镇的男性流动人口中最多见的是与老乡一同流动(36.9%),B镇中最多见的是单身一人流动(43.9%);居住方式上,A镇中“和老乡居住”(29.6%)、“与妻子同住”(24.2%)、“和同事居住”(22.9%)比例相近,在B镇,以“与妻子同住”(35.5%)居多。(3)在A镇,调查对象的艾滋病知识知晓程度受到其文化程度、月收入、单身一人居住的影响;在B镇,则是受到其文化程度、年龄、月收入、单身一人居住及与妻子同住的影响。(4)调查对象掌握的艾滋病相关知识不全面,一些非传播途径的知晓率很低,如“蚊子叮咬是否传染艾滋病(A镇32.9%、B镇25.7%)”、“与艾滋病患者握手是否会被传染”(A镇56.0%、B镇57.3%),对传播途径如“感染艾滋病的妇女给婴儿哺乳是否会传染给婴儿”的正确率也很低(A镇29.4%、B镇55.1%),而对“坚持正确使用安全套能否预防感染”的知晓率也不高(A镇59.6%、B镇42.4%)。(5)最近一年中,A镇有8.3%、B镇有5.4%的被调查者发生过商业性行为;A镇有4.4%的人B镇有2.2%的被调查者有过多性伴,两镇男性流动人口中商业性行为和多性伴行为的发生率无统计学差异。(6)最近一年中,在A镇,与商业性伴发生性行为的人员中从未使用安全套的有22.6%;与临时性伴发生过性行的从未使用安全套的占41.1%;而与固定性伴发生过性行为的从未使用安全套的占74.7%。B镇,与商业性伴发生性行为时从未使用安全套的占了30.0%;与临时性伴发生性行为从未使用安全套的占46.2%;而与固定性伴发生性行为的从未使用安全套的占了66.9%。(7)两镇均有4个因素影响男性流动人口商业性行为的发生,在A镇,这些因素是“是否与父母同住”、“感染艾滋病风险自评”、“对婚外性行为的态度”、“是否已婚但单独居住”,在B镇,则是“平均月收入”、“感染艾滋病风险自评”、“对婚外性行为的态度”、“是否是已婚但单独居住”。其中“是否与父母同住”是保护因素,其余均是危险因素。结论云南边境男性流动人口具有低文化程度、收入水平不高、职业种类复杂、同伴中有艾滋病相关高危性行为以及对艾滋病防治知识知晓水平不全面等特征,加之边境城镇中客观存在的一些影响高危性行为发生的不良因素,该人群处在感染HIV更大的危险之中,建议在做好该人群艾滋病的监测的同时,应采取多部门合作、以社区为重点、积极利用流动人群自身有利因素的方式来开展针对该人群的宣传教育和干预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