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世纪末工会运动呈现出新的格局，新工会运动蓬勃兴起，更多的工人被吸纳进工会组织当中，好斗性不断增强，随时准备与资方开展决战。在这种形势下，罢工不断升级，从简单工厂罢工向全行业罢工、同情性罢工乃至总罢工的方向延伸，罢工的破坏力越来越大。作为劳资冲突调解方的政府在处理冲突时往往偏向雇主一方，造成劳资之间、工会同政府之间的不信任乃至敌视，产业领域的结构性暴力问题越来越突出。　　二十世纪初的英国煤炭业日薄西山，竞争力衰退，劳资冲突不断，大规模罢工频发，矿工的境遇得到了工会内部的同情。矿工联盟同雇主的谈判因为工资工时问题屡屡陷入僵局，保守党政府上台后支持雇主削减矿工工资，进而削减全部工人工资的做法，以提升英国产品的出口竞争力，这种做法引起矿工的强烈不满，在总理事会的声援下“总罢工”史无前例的出现了。　　“总罢工”是英国历史上工会同政府最大规模的一次对抗，本文试图在对罢工前后各方力量分析的基础上，从和平学冲突化解理论出发，探讨这场冲突化解的可能性，以期对罢工有一个更深入的认识。文章前言概述了国内外学界在总罢工问题上的研究现状和主要思路，以及选题价值和相关资料来源。　　第一章是对工会历史的追溯。旨在阐明英国工会运动体制内发展的特点，以及工会同其它主要政治力量间的关系。工会成为英国工人运动的主流是从“新模范”工会开始的。保守党和自由党对工会的认识经历了一个从敌视到逐渐接纳的过程，十九世纪后期工会开始成为一个重要的压力集团。英国议会改革的深入和社会主义思想的传播使工人的政治意识逐渐觉醒，工会不再满足于充当自由党的小尾巴，开始更多的涉足政治领域，工党作为工会运动的产儿应运而生，到二十世纪初，工会作为体制内一支重要力量已经得到了普遍认可。　　第二章系统分析了总罢工的起源问题。总罢工的起源可以简要归纳为内外两个方面:工会力量的壮大和组织结构的变化是总罢工出现的内部因素，煤矿业尖锐的劳资冲突为总罢工提供了一个突破口;工团主义的影响、工会对1924年工党政府的失望以及一战后战争与革命的大环境则属于外部因素。　　第三章是对罢工进程与结果的分析以及在冲突化解视角下一些粗浅认识。本章主要侧重于对罢工中涉及到的各方力量，包括保守党政府、雇主、总理事会、矿工联盟、工党、自由党、萨缪尔、坎特伯雷大主教以及英国共产党和矿工少数派运动等的分析，试图在冲突化解的理论框架内对总罢工有一些新的认识。　　结语部分对罢工这种斗争手段进行了反思，结合1984-1985年的煤矿业大罢工对全文进行了总结。　　1926年总罢工从表面上看以政府对工会的完全胜利而告终，事实上双方没有绝对的胜者，因为罢工本身便是对双方利益的一种损害，政府和雇主的胜利更像是一种反劳工情绪的满足，在实际利益层面双方都失败了，工会在情感与财力上付出了更为高昂的代价。总罢工使劳资间、工会与政府间的坚冰没有打破，整合性双赢的框架遥遥无期。在劳资矛盾普遍存在的情况下，禁绝罢工是不现实的，工会身为弱势一方，面对雇主与政府的联合，除了拿起罢工武器进行回击别无他法，资方与政府对罢工更为积极和建设性的立场成为解决问题的关键。冲突不可避免，但可以减小罢工破坏发挥其潜在积极性，在冲突化解的框架内来创造性缓解罢工的冲击。值得注意的是，六十多年后煤矿大罢工的再现提醒人们罢工已不再简单是一个产业问题，更根植于英国社会的结构性暴力之中，彻底铲除了结构性暴力的土壤，罢工才能得以更有效地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