绪论第一节“大时代的死亡与再生”从1989年两次不同的“枪击事件”切入,论述了这一巨大转折之后中国是怎样一步步陷入“末人时代”和“历史终结”的精神困境的,从而为本论文的历史意识的思考奠定了一个文化悲观主义和虚无主义的基调。第二节“回到尼采的质问”主要论述的是本论文的理论框架的基础,即尼采在《历史学对于我们生活的利与弊》中所表达的对过量历史学如何损害生活的批判,同时以此为理论背景考察了1990年代以来“中国大历史”的基本面貌和主要的问题。第三节“文学的盛筵与罗网”则是从文学与历史、历史化、大学与文学的“神圣化”等几个方面,分析了文学作为一种对抗历史的“非历史”或“超历史”的力量,是如何在1990年代以后中国文学的语境中失败的。　　 第一章“现实的幽灵与历史的梦魇”把1990年代中国文学的主要问题归结为“现实主义障碍”,这一障碍不仅是一种确定的文学性障碍,而且是一种“政治障碍”。1990年代之后,中国文学的基本面貌之所以越来越呈现出广泛的“现实主义”倾向,乃是因为主体虚妄而无力的“介入”热情,它造成了文学重又回到过度“历史化”的老路。在这一过程中,转型剧变时代中国巨大的“现实”语境,没能催生出对抗“历史化”的“非历史”力量,而是与“历史”合谋同构,也即“现实”成了“历史”的一部分,进步取消了可能性。第一节“现实的‘历史化’”就是论述的上述过程,1990年代以后的现状就是,现在既是过去又是未来,当时间在不可逆转地变幻时,它因为一种停滞而全部沦陷为过去,即“历史”。人们用现在理解“历史”,用现在规划未来,前提却是对现在(或现实)的认同、妥协和依赖,因为除了言说的愤懑和道德的怨恨,没有任何具体的、坚决的行动发生,缺乏更多的个体能站在历史的顶端祛除现实的“历史化”症状。1990年代以来的文学和之前的文学一样,仍然急于用文学与“现实”的对话实现“真实世界”的呈现,但呈现的目的是什么呢?由于巨大的“现实”语境取得了笼罩文学的绝对的权势,而文学主体又缺乏逃离这一“现实”的勇气,那文本所试图达到的通过反映“现实”以期改变“现实”的目的就搁浅了。原因很简单,主体是屈从的而不是行动着的,他们的妥协剥去了文学文本体现的“真实世界”的外壳,主体的丑陋让一切语言上的反抗成为华丽的遮羞布。从这个意义上讲,“现实主义障碍”就是一种“政治障碍”。第二节“无边的现实主义的蔓延”就是从对文学的“现实主义”的分析,揭示了主体本质上的“政治障碍”,因为现实主义最终被限制为与现实的“和解”,主体通过文学作为中介表达对生活的不满是一种政治怯懦。而第三节“‘底层文学’道德补偿的失效”就是对以上思考的某种回应,以对时下流行的“底层文学”的批判为手段,揭示被层层“历史化”、“知识化”的底层话语背后,主体虚假的同情心和空洞的文学逻辑。第四节“创伤记忆的挫败”同样针对的是1990年代之后中国文学的一个重大的“历史”问题,通过对创伤本身的“非历史”特征的强调,考察我们时代对创伤“历史化”的失败的思考,文学对创伤的重新叙事不能仅仅针对一个具体的历史语境,不能仅仅是一些时间经验的重复累积,创伤本质上是用来疗治的,不是用来记忆的。　　 第二章“‘历史’与‘反抗’的意志——1990年代以来先锋意识的瓦解”,从先锋的实质、伪先锋的表现和先锋与青年等三个方面,分析了先锋意识是如何在1990年代之后的文学语境中被瓦解为一种历史化“姿态”的,本应成为中国文学反抗“历史”和“现实”的一种绝决的自由意志的“先锋”意识,最终被1990年代之后中国的本质性的“自由”缺失消解掉了。其中第一节“先锋:一种孤独的厄运”主要分析了中国“先锋”意识的历史化过程中是怎样曲解了“自由”的实质,沦落为一种带有道德优先性的用以标榜的“反抗”姿态。对于1990年代以来的中国语境而言,在公共领域不能本质上解决“自由”与“真实”的前提下,先锋是没有出路的,先锋的人格建构是不可能完整的,它应当体现为一种迅速的道德选择和政治选择,无论它是以艺术的何种形式,都不能把“反抗”和争取“自由”的艺术行与具体的、当下的、随时随地的“生活实践”分裂开来。第二节“请‘先锋’们退场”则是通过分析1990年代以来中国文学和文化语境中先锋艺术实践的精神实质,从而宣布它们的虚假性,进而主张它们“退场”,以此来减少与“先锋”的虚妄的“关联”,减少人们重新思考“先锋”的本质、重新选择“自由”和“创造”时的障碍。第三节“‘先锋’与衰老的青年”主要强调“青年”是“先锋”意识最原始的来源和最本能、最自然的基础,通过分析1990年代以来中国文化语境对“青年”的反抗意志与创造本能的扼杀,呼吁青年教育从虚假的历史学修养的托辞中解脱,“非历史”地看待青年,看待自身,“与青年一起解放生活”。　　 第三章“文学‘神圣化’的政治障碍--1990年代以来文学研究的‘历史’欲望”,主要指出文学的“神圣化”是“历史化”的一种主要形式,用以“神圣化”文学的各种媒介都是“历史的经验”,文学研究和文学教育通过学术化的方式贯输文学容纳、汇集各种思想的观念,来繁殖自己越来越空洞乏味的知识话语。文学并没有从这一愈来愈繁荣的学术化浪潮中提升自己的精神品质和行使自由的能力,反而成了种种虚假的历史经验的演练场,无论各种学术话语多么得喧嚣一时,多么得有着表面的逻辑性和所谓的学理性,如果它不能激励人们行使自由的行动,如果它仅仅是这个时代不断恶化的心灵现实的注脚,那它就是虚假的、有害的,那所有使用和操纵它们的人都成为“道德上的残缺者”、“知识的庸人”和历史学热病的患者。其中第一节“文学‘史’的限度”指出文学史作为一种既是历史又是文学的书写形态,已经用臃肿的历史(包括政治史、文化史、思想史、学科史等各种话语的历史形态,而且仍旧在膨胀和扩大)构成了对文学的绝对性的压制、不可逆的伤害。文学史的历史动机对文学本能的压抑已经构成了一种不可遏制的巨大态势,结果所造就的“文学的人”是一个塞满了客观化知识的、对文学没有感应能力而对各种虚假的确定性越来越狂热的“知识庸人”。第二节“文化研究的‘憎恨’”则是对1990年代以来文学日益严重的“关系主义”倾向的批判,以文化研究的盛行为例,着重指出文学研究过多攀附理论与知识等虚妄的历史经验造成的对文学“自由”和“创造”能力的危害,指出主体堕落为“冷酷的知识精灵”从而丧失“高贵的真理冲动”。第三节“学院文学教育及其历史修养”指出1990年代以后的大学文学教育越来越陷入历史学热病的泥淖之中。　　 第四章“失重的‘死亡’意象——1990年代以来‘死亡’的历史化”指出了“历史化”的极限,一种深刻到“死亡”的悲剧意识如今已经被历史化为一种曾经的“知识”,消解为主体的一种简单的文学阐释话语,面对着时代文学庞大、滞重、杂乱但却难以逆转的步履,“死亡”也不再关联于主体的生活、生命乃至心灵。当“死亡”的毁灭性力量无关乎人的现实选择时,人就在时间之中处于一个重复着“历史”的没有未来的中空之中,这时,对于个体和时代而言,历史既意味着“终结”,也意味着延续,但只是历史本质的层叠,人们的精神进步停滞了。其中第一节“死者的狂欢节”以鲁迅为切入点,考察了1990年代以来我们的时代与那些被标识为反抗者和勇敢者的亡灵之间的关系,批判了他们被我们的“死亡”叙事复活为知识狂欢队伍里的历史符号,对死者自由的剥夺显现了我们作为智慧劫掠者的懦弱与虚伪。第二节“知识分子:过期的死亡宣判”以对1990年代以来的知识分子话语及其死亡宣判为分析对象,指出当主体的死亡都无法唤醒我们的自由意志的话,这种空洞的判决也就失去了应有的意义了。结语“文学,历史罗网中的死亡挣扎”也可看作是第四章的第三节,因为它延续了失重的“死亡”意象,也即“文学之死”,通过对这一死亡话语的虚伪本质的揭露,指出主体对历史罗网的沉溺和依赖已经成为1990年代以来文学历史意识的一个严重的“危机”。本论文所使用的尼采的历史思想及根据它对1990年代之后文学的批判,带有显而易见的文化悲观主义和虚无主义的色彩,但这种“虚无论”和“危机论”意味着一种摆脱以往价值的解放,即一种为了重估一切(此类)价值的解放(海德格尔),并进而呼吁文学应当挣脱历史的束缚,文学主体必须正视现实、正视缺乏本质性“自由”的“公共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