哈贝马斯在1980年9月荣膺“阿多诺奖”时作的答谢致辞的题目是“现代性——一项未完成的方案”,哈贝马斯在致词中坦言他一直致力于捍卫现代性、重建启蒙理性。哈贝马斯的这一报告发表的时候,正值西方知识界以德里达和福柯为代表的后现代宣称与理性主义的决裂、彻底放弃启蒙的关节点上,那么哈贝马斯为什么选择了一条与众不同的道路,并执意的走下去呢?哈贝马斯又是如何厘清他的哲学理路的呢,这是本文力图阐明的基本观点。本文的主要思路就是:在指出现代性难题的同时分析现代性的难题与启蒙之间的关系,从而引出启蒙的困境,并在启蒙自身的困境中分析启蒙的缺陷,从而进行彻底的启蒙。　　 哈贝马斯认为,以启蒙理性为基础发展起来的现代性,在凯歌前进的同时,自身发生了扭曲,从而使社会发生了分裂,无法和谐发展。这样发展起来的现代性拒绝服从任何权威,而是必须自力更生、自己为自己决定前进的方向,它面向未来,不模仿别的时代,而是采取“从自身吸取自我规范性”的做法。现代性之所以有这么强烈的“自我意识”和努力进行“自我确证”的要求,这与现代性的原则理性和主体性有关,现代性秉承的是启蒙精神,由于主体性原则的片面性,也就是启蒙理性的“二元对立”的思维方式造成了现代性的难题,即统一性规范的缺失,也即如何为破除神话后的现代性提供一个规范基础。这就引发了现代性与启蒙之间的纠缠关系,一方面启蒙造成了现代性的难题,但是另一方面在哈贝马斯看来,启蒙又为现代性的难题提供了出路。　　 哈贝马斯认为从黑格尔开始,就意识到了现代性的这个难题,并且力图解决这个难题。但不论是尼采、还是霍克海默和阿多诺,他们都把“现代性”归结为“形而上学”的统治,即以主体为中心的理性世界观对人的存在的全面宰制。所谓的形而上学,以他们之见,最根本的特征就是表现为先验的“理性”、“主体性”等解释世界与存在的基本范畴,并进而支配了人的观念、语言言说和日常生活。据此,他们把现代看作是一个被形而上学主宰的“灾难性和黑暗时代”,断言现代性即“形而上学”的终结,启蒙的终结。在哈贝马斯看来,他们的解决路径都陷入了意识哲学范式,是对启蒙理性的误解,这是启蒙本身的缺陷。　　 哈贝马斯对启蒙的缺陷是高度警觉的,但是他并不主张我们抛弃启蒙理性,而在他看来对待启蒙的正确态度就是重建启蒙理性,“启蒙只有依靠彻底的启蒙来弥补自身的不足”。因为启蒙理性允诺的是理性的自由和主体性的觉醒,启蒙的本意就是把人从神的统治下解放出来,走出蒙昧,但是启蒙在发展的过程中却走向了新的神话,这就是启蒙理性的分化,也即工具理性,它使人从神的控制下解脱出来又陷入了机器和制度等新的精神枷锁的限制,这是启蒙的倒退,也是启蒙本身的二律背反。哈贝马斯不同意“启蒙必然走向神话,理性也必定沦为宰制”的悲观论调。在哈贝马斯的哲学理路中,他努力做的一个工作就是一方面承认启蒙的确给我们带来了理性上的成果,但是另一方面,启蒙也的确不可避免地具有它的缺陷,即它的负面性。哈贝马斯提醒我们正是因为这样,我们才应辩证地看待启蒙,不要把孩子和洗澡水一起倒掉,要严防一种新的非理性主义,只有承认启蒙大计之尚未完成,我们才能经由理论和实践的努力找出现代性的病因,并且给予治疗。因此,哈贝马斯致力于的工作就是重建启蒙理性,进行彻底的启蒙。　　 哈贝马斯重建后的启蒙理性,一方面使理性的作用发生了改变,即由原来的主体运用启蒙理性压制客体到主体运用其自由地表达自己的意志和意愿,实现了范式的转换；另一方面,也开辟了现代性难题的伦理学解决方案,之所以这么说,是原因,在意识哲学范式中,人们追求的是一种逻辑上的真理,统一性规范的确定是一种形而上学的辩证法,这是一种形而上学逻辑,而在交往范式中统一性规范的确定不是通过逻辑真理来保证的,而是通过语言共识来达到的,这种共识是一种非强制性的共识,所以从这个意义上说,哈贝马斯的解决方案是一种伦理学的解决方案,是一种商谈伦理学。　　 现代性的难题在哈贝马斯重建的启蒙理性中得到了解决,交往理性作为一种新型的理性观,在深化生活世界的理性化过程中,关联了理论与实践。哈贝马斯这样的解决方案,一方面实现了后形而上学的理性观,另一方面,也凸显了这种启蒙理性深层的根基,那就是哈贝马斯的道德关注、伦理学情怀。任何一个理论家的理论都是有其道德、伦理的关注的,哈氏也不例外,哈氏重建的交往理性的现实指向就是商谈伦理、普遍共识,正是在这种通过商谈伦理所达到的普遍共识中,理性实现了多元声音中的统一性。如果还有人质疑这不过是一种道德乌托邦,那么,商谈伦理在民主制度上的实施,即程序主义民主观却是启蒙理性的生成。　　 现代性统一性的规范就在实质上确立了,即主体间通过自由地运用启蒙理性进行沟通,表达自己的想法和意愿,从而形成一种非强制性的共识,这种共识在规则、秩序的指导下,在程序主义民主观中得以实现,从而确立了伦理学意义上的统一性的规范,现代性的难题迎刃而解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