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工业化水平虽已进入中后期发展阶段,但是与发达国家相比,仍然存在很大差距。只有通过信息化的带动作用,促进信息化与工业化的有机融合,才能实现我国工业化水平的质的飞跃。目前,中国已经迈入新型城镇化建设的新台阶,积极有效地推进信息化与工业化(以下简称“两化”)融合,不仅有助于提升城镇化建设的质量,在我国实现经济发展方式转型、提升自主研发能力方面也具有重大意义。文章立足于我国17个区域性城市群,首先在阐述“两化”融合涵义基础上,利用经济发展的数量参数统计方法对2002—2012年我国17个区域性城市群的“两化”融合水平进行了测算和多角度动态分析;其次,选取2000、2004、2008、2012时间点,运用耦合协调度模型对“两化”耦合度和协调度进行计算与空间格局演变阐释;最后通过建立灰色关联度模型、个体模型和时点模型分别探讨协调度的内、外部形成机制。具体如下:(1)使用多指标综合评价法分析区域性城市群在2002—2012年间的“两化”融合水平,并从时空角度我国区域性城市群的时空演变规律进行分析:我国“两化”融合水平虽处在初级阶段,但融合综合指数呈现逐年增加趋势,且表现出东部城市群要好于中西部城市群的特点。(2)借助物理学中的耦合协调度模型,对“两化”的时空协调规律进行了实证研究。结果表明:除个别西部城市群仍处于低水平耦合时期外,我国区域性城市群“两化”耦合程度整体处于颉颃阶段,并表现出区域分布与经济发展水平上存在空间对应关系,一线城市群的耦合协调发展程度普遍高于二线城市群。(3)通过邓氏灰色关联分析法研究耦合内部机制:科技含量与人力资源要素对信息化的依赖程度较高,地区吸引外资增长率、万元产值综合耗能与“两化”的综合关联性最低。从个体效应和时点效应对耦合外部机制的分析结果看:居民生活水平的提高和实际利用外商投资水平是促进我国“两化”融合的主要外界因素,工业产值的增长对二者的互动并没有产生显著影响,甚至有负面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