俗话说，“民以食为天，食以安为先。”食品在中国文化中占有毋庸置疑的中心地位。但近年来，中国社会发生了一系列食品安全丑闻。食品安全事故频发，以致“吃开始成为一件危险的事情”。对于食品安全风险这一关系国计民生的重大社会问题，社会学界理应有所回应。本文就是用风险社会文化理论来对消费者在食品安全风险背景下的消费者实践进行初步探讨。　　笔者首先对国内食品安全研究进行了系统回顾，归纳出四大视角:食品科学视角、食品监管视角、生产者行为视角与消费者行为视角。总的来看，与国际通行的风险分析框架相比，国内对于风险沟通尤其是消费者风险认知与实践的研究尤为少见;并且，国际通行的风险分析框架缺少对风险社会与文化因素的分析。有鉴于此，笔者对西方语境下的风险社会学分析框架以及食品消费、风险感知与消费者实践进行了系统回顾。在此基础上，形成了本文的研究问题。　　接下来，笔者以焦虑层次性和能动性(agency)这两大类别为基础，将消费者类型化为四类:(1)底层消费者;(2)焦虑型消费者;(3)抵抗型消费者;(4)特供型消费者。研究发现:在食品安全风险面前，不同类型的消费者具有不同的消费实践策略。　　底层消费者对食品安全风险的焦虑度是相对较低的，而且主要关注食品卫生风险。之所以会出现这种状况是由预算硬约束、低媒介接触、传统文化的抵消效应以及社会记忆四方面的原因所引起的。在具体的食品消费实践(practice)上，底层消费者体现出如下四大方面的特征:(1)实惠优先;(2)矛盾性的卫生关注;(3)熟悉性的适应;(4)拥抱食品风险。　　焦虑型消费者之所以他们（与底层消费者相比）会成为焦虑型消费者，除了客观的食品安全风险之外，还受到三大因素的影响:(1)健康主义的身体观;(2)媒介时代的信息过剩造就了知识混乱型的消费者;(3)而分裂的专家系统使消费者不知道到底该信任谁。焦虑型消费者主要采取四大策略来回应食品安全风险。这四大策略分别是:(1)减少的策略;(2)挑的策略;(3)品牌化策略;(4)重回人际信任的策略。　　抵抗型消费者具有较高的能动性，本文以三个典型的社区支持农业为例来探讨了他们的替代性食品消费运动。在中国，到目前为止，社区支持农业有三大推动模式，即生产者驱动型、消费者驱动型以及NGO驱动型。笔者对这三大模式是如何嵌入到具体的制度情境中，从而成功的解决不确定性这一问题进行了论述。当然，由于都市化背景下的替代性食品系统是一种“脱嵌”背景下的“再嵌入”过程，属于一种新事物，其实际成效仍然有待观察。　　特供型消费者也具有较高的能动性，不过他们的能动性是建立在其掌握的公权力基础之上的。由于进入田野的困难，作者结合两大案例（北京“海关大棚”、浙江“遂昌特供”）来对特供系统中的生产与消费进行了剖析。从中能够看到，权力是如何在食品消费领域殖民从而保证特供消费者获取高品质与安全性的食品的。这种食品安全监管的相关部门利用手中的权力建立特供基地以规避食品安全风险的做法，在全社会产生了相当消极的影响。　　总的来看，从不同类型消费者之间的消费实践中，看到了严重的社会不平等。与西方的食品安全风险相比，中国社会的食品安全风险是在市场失败、政府失灵和社会失效的背景下出现的，这使中国面临着相对复杂的食品安全治理局面。因此，必须发起一场消费者食品社会运动，以捍卫消费者的健康权益。除了加强食品安全监管，还必须发挥消费者与生产者的能动性。更加重要的是:必须反思现代性，对以GDP为导向的现代性进行重新评估。最后，本文还对本研究的不足之处做出了说明，并指出了若干未来的研究路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