进入新世纪后，随着生产技术、交通与通讯等空间压缩技术的发展以及东道国政策的自由化改革，全球化过程及全球经济地图发生了很大变化，相对简单的产业间国际劳动分工模式被一个复杂、多重层次的新国际劳动分工模式所替代。新国际劳动分工模式以价值链分工为主要特征，强调跨国公司在扩大或重新配置生产中的重要地位，突出劳动力的独特商品属性、劳动过程在劳动分工中的重要作用。　　 改革开放解除了制度约束，中国产业发展开始融入世界经济体系；2001年加入WTO更为产业全面、快速融入全球价值链带来了机遇，中国在新国际劳动分工和全球生产网络中的地位迅速提升。伴随跨国公司在华功能的拓展和完善，中国内部空间的巨大差异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跨国公司在华功能的片段化发展。然而，与国外丰富的研究成果以及跨国公司在华功能片段化迅速发展的现实相比，国内对跨国公司功能区位的研究仍相对较少，亟需加强。　　 基于此，笔者在对跨国公司FDI区位选择理论回顾与评述的基础上，借鉴新国际劳动分工、公司地理、世界城市和全球生产网络等相关理论，提出了跨国公司在华功能区位选择的研究假说。而后基于全球500强跨国公司在华投资数据资料，利用基尼系数、主成分分析、条件逻辑模型、首位度和位序规模等定量方法，完成了跨国公司在华功能区位选择的实证研究。研究表明：　　 （1）跨国公司的空间集聚度非常高。随着跨国公司在华投资规模的扩张和功能的完善，其空间集聚模式由“点状集聚”向“区域集聚”演化。其中，京津冀、长三角、珠三角、山东半岛、辽中南、闽南等沿海城市密集地区是跨国公司最为偏好的区位，重庆、成都、西安等内陆城市也日益受到重视。　　 （2）立足功能分析空间，跨国公司在华不同功能具有不同集聚程度和空间模式。集聚程度随价值链等级变化呈正金字塔结构，即价值链越高端的环节其集聚程度越强。不同功能呈现“控制功能向大城市集聚、生产功能向大城市和专业化中小城市双重集聚”的空间分异规律。　　 （3）立足空间分析功能，跨国公司在华不同功能的空间分离引发中国城市空间的功能分异。高等级城市是承载跨国公司综合型功能的空间，而相对低等级城市则是承载跨国公司生产功能专业化的空间。2002年中国加入WTO后，城市空间的功能分异更为显著。　　 （4）跨国公司在华不同功能对劳动力成本（特别是各项附加成本）、集聚经济和中国转轨制度背景的不同响应，是其功能空间分离进而形成功能专业化的理论解释。　　 （5）跨国公司作为理解当今城市与区域发展的关键角色之一，其在华功能空间分离及专业化特征对中国城市体系产生了深刻的影响。主要表现为中国城市空间的功能分异、等级极化和结构转型三个方面。　　 论文的创新之处体现在：（1）总结和提炼了跨国公司的在华空间集聚模式、不同功能的空间集聚模式，以及它们随时间的演化特征。（2）尝试构建了跨国公司在华功能区位选择的研究假说，认为劳动力的独特商品属性、集聚经济和转轨制度背景是解释跨国公司在华功能区位选择的重要理论框架。其中，特别强调中国的转轨制度背景对跨国公司功能区位选择的影响，在一定程度上补充和发展了西方的主流理论研究体系。（3）尝试以功能区位研究为切入点探讨中国城市体系的演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