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是以五彩瓷的文学图像并以人物图为聚焦的研究。文章主要围绕五彩瓷文学图像及人物图的缘起、五彩瓷作为图像媒介是如何演绎文学所指涉的语言内容、语言形象是如何演变为图像中的视觉形象等问题展开研究。在研究的过程中,除了梳理清前期五彩瓷人物图形成的基础,还对五彩瓷图像文学特征最显著的几类人物图展开了具体地研究。文章通过分析不同类型的五彩瓷人物图是如何演绎文学,而总结出语言的形象演变为图像视觉形象的特征和规律,得出以下结论:其一,清前期五彩瓷文学图像及其人物图的发展并非一蹴而就,而是随着时代的发展逐步向前推进。清前期社会政治、经济及文化的建设构成了五彩瓷文学图像的演变基础。文学演变为五彩瓷人物图,还受到清前期文学传播的影响。在文学与图像的交流中,一方面器物上的文学图像,是清代文学口头、文字传播以外,以图像为传播形式的现实存在。而五彩瓷图像作为文学的传播媒介,也借助文学的语言、故事等,促进了器物文化价值的提升和艺术的发展。其二,清前期五彩瓷文学图像中的人物图并非都是该时期的原创,有很多图像是由历史承继而来,而呈现出一脉相承的图像特征。但图像的变迁受到社会文化发展的影响,并随着陶瓷工艺的进步,在不同历史阶段仍然会衍生出新的变化。清前期五彩瓷人物图及其类型的演变,不仅在于其继承了以往文学图像在表现人物时的传统,还在于其通过五彩瓷的装饰、文人画家的参与,借助文学抒情、叙事的手法,实现了对文学图像的再次演绎。五彩瓷文学图像及人物图对文学演绎的特征,还表现为在装饰的过程中是以释放文学的语象、语意等为目的。而明清以来“以彩为饰”和“以画为饰”的装饰艺术发展,为清前期五彩瓷人物图对文学的图像演绎提供了坚实的基础。其三,文中在理清了清前期五彩瓷人物图的形成基础后,还结合具体的五彩瓷人物图,对比图像相关的语言形象,对其文学图像的特征、文学与图像的关系等进行了梳理和总结。文中依据清前期五彩瓷人物图的发展,对其中的三种人物图类型展开个案研究,分别是以谐音寓意为核心的人物寓意图、以诗意呈现为目的的人物诗意图以及以故事情节为聚焦的人物故事图。其四,在五彩瓷人物寓意图中以魁星为例,将图像与语言文字的寓意作为研究对象。文中围绕五彩瓷魁星寓意图对文学的图像再现、文学与图像的关系和该寓意图形成的原因进行探究。五彩瓷人物寓意图对文学的演绎是通过从语言文字中提炼图像符号,进而建立可以指代文学寓意的图像。在魁星寓意图中,文学与图像的关系表现为文图相适,而语言文字的寓意演变为图像是以谐音双关为机制实现的。魁星寓意图对语言文字寓意的图像演绎和塑造人物形象的形式特征,一方面来源于图像的传统,另一方面来源于魁星及其文学寓意的演变,并受到科举信仰和文化的影响。其五,在五彩瓷人物诗意图中,是以人物图像与诗词之间的图像演绎为研究对象,并以耕织图“分箔”中从事蚕桑劳动的女性为聚焦。五彩瓷“分箔”人物图是以版画《御制耕织图》为原型,通过图像的平面迁移、适合演变等形式实现在五彩瓷中的图像再现。五彩瓷对诗词的视觉再现表现为对诗句和诗意的图像演绎。五彩瓷“分箔”诗意图对版画《御制耕织图》的图像迁移,并非简单的复制,而是在原型的基础上进行图像再创造。因此,其文学与图像的关系显现为二者的相适与相异。五彩瓷“分箔”诗意图并非仅仅是图像对诗词文学的演绎,该图像的形成还承继了耕织图“观象授时”的传统观念,并在清代表现出以“劝民耕桑”为主旨的文图意识,该图是在这两种思想的引导下实现图像的演绎。其六,在五彩瓷人物故事图中,图像对文学的再现是通过将小说故事中的语言形象、情节等演变为视觉形象,并以章回体小说《三国演绎》中的诸葛亮及其“空城计”的故事与五彩瓷诸葛亮故事图为对象,通过对诸葛亮及其故事的文图溯源,总结了该人物的现实形象特征、语言形象特征以及图像形象特征。五彩瓷人物故事图对这类文学故事的图像演绎,在人物形象的塑造中是以虚实平衡为原则,在文学与图像的关系上显现为虚实参半。而对人物故事的图像再现,则是通过选择文学故事发展的高潮阶段进行图像演绎,并以“顷间性”为原则展开具象化的情节描绘。其七,对清前期五彩瓷人物图的演变和文化价值进行总结,从五彩瓷人物图的演变特征,文化价值和演变意义,对清前期五彩瓷人物图的文学图像研究进行梳理。总体而言,本文系统地梳理了清前期五彩瓷文学图像中的人物图,对其形成的基础、人物图的类型进行了总结。在文中着重对不同类型的人物图,围绕其图像的变迁、文学与图像的关系、文学图像的特征、演变规律等进行了相关研究。文章从器物的角度对文学与五彩瓷图像相互联系的现象、机制和关系所展开的分析,弥补了相关研究的不足。扩展了古代文学与图像研究的范畴,打破了五彩瓷艺术以瓷器本体为核心的研究惯性,将其纳入文学背景中,提供了有关陶瓷文学图像的研究经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