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工农红军长征历时两年,行程2万5千里,途经11个省份,其中大部分为民族地区,经过了包括苗、瑶、侗、壮、彝、羌、藏、回等（1）诸多少数民族聚居和杂居地区。长征前中国共产党主要在汉族地区开展工作,缺少民族工作经验,并未形成具体的民族政策。红军长征要顺利通过民族地区,就要处理好与少数民族的关系,就要针对在民族地区遇到的问题制定相应的民族政策。中国共产党领导红军在长征过程中,以马克思主义唯物辩证法的认识论为指导,坚持实事求是的基本原则,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民族平等观,正确制定和执行了民族政策,开启了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中国化的探索历程。第一章阐述了红军长征以前中国共产党的民族政策、长征途经民族区域的路线及其基本情况。红军长征中的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中国化不是凭空而来,是经历了实践认识、再实践再认识的反复过程。长征是中国共产党和红军第一次较大规模地深入到我国西南、西北广大民族分布区,通过与少数民族的接触真实地感受到了他们的社会、政治、经济、文化和宗教状况,以及生存环境,逐步认识了我国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国情,这不仅为长征中提出符合实际的理论和政策,也为今后制定民族纲领和政策奠定了较好的基础,这是长征中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中国化的成果之一。第二章探讨了红军长征时期中国共产党对民族宗教统一战线工作的调整。长征时期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的中国化还取得了一些解决民族问题的具体成果,不仅具有理论价值,而且在实践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其中,中国共产党在长征中对统一战线工作赋予了新的内涵。长征期间,红军经过的地区大部分为民族地区,这些地区政治形式多样,作为统治阶级的民族宗教上层,占有绝大多数生产资料,享有特权,如果按照阶级分析的观点,他们是占人口少数的剥削阶级,是革命的对象。但是,不可否认在民族和宗教关系上,他们却与本民族的群众有紧密的联系,在本民族中居于领袖的地位,其威望对下层群众有着决定性影响,也就是说,此时是上层决定下层。如果红军不能团结争取上层,就无法得到下层群众的广泛支持,甚至还会与上层形成对立,陷长征于被动和危险的境地。长征中行军紧张,短时间内唤起下层群众的阶级意识和觉悟不切实际。加之旧中国民族隔阂深重,部分上层人士带头反对国民党军阀和大汉族主义的压迫,具有一定的革命性和进步性。因此,红军长征进入民族地区后对统一战线工作进行了调整,采取了团结民族宗教上层的政策立场,与之建立了政治和军事上的合作。应该看到,红军在民族宗教统一战线工作上运用了马克思主义唯物辩证法的认识论和方法论,正确的理论认识成功地指导了实践,这是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中国化的成果之二。第三章探讨了红军长征时期中国共产党帮助少数民族建立民族自治政权的实践。长征前中国共产党的民族纲领中,解决民族问题的主张基本照搬共产国际的民族自决理论,尚未付诸行动。红军长征进入四川、西康等地后,中共中央根据国内国际形势决定迅速北上,没有时间涉及这一理论的实践,而滞留在西康的红四方面军帮助当地少数民族建立了民族自治政权,即格勒得沙和博巴自治政权,以此团结上层并争取广大藏族群众支持红军。这些民族自治政权的建立,对红军筹集物资和补充兵员做出积极贡献,同时为革命留下了火种和永不磨灭的红色历史记忆,对解决我国民族问题仍不失为有益的探索,这是长征时期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中国化的成果之三。第四章对红军长征时期红军制定的民族政策及其实践情况进行了综合论述。长征时期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中国化的成果之四是中国共产党的民族政策得到广泛的宣传和实践。无论是在民族地区建立根据地,还是途经民族地区,都要表明红军的政策,为适应战争和行军的需要,党和红军在长征途中及时制定了民族政策,并严格执行。长征过程中党和红军把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政策化和实践化的过程,就是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中国化的历史进程及实践体现。第五章归纳了红军长征时期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中国化的意义和经验。长征时期的民族政策产生了实实在在的作用,沿途的少数民族从上层人士到下层群众均以实际行动积极支持红军,这一历史事实表明中国共产党制定的民族政策符合民族地区实际,受到民众拥护,而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中国化的正确性和科学性,也在其中得到了证实,值得我们去研究和总结。总体来看,长征时期中国共产党领导红军在解决中国民族问题的活动中,把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经历了从“照搬”到“结合实际”的转变;从教条主义的采纳,到把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的基本原理运用到民族地区社会实际的转变,长征就是这一转变的典型案例。长征期间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中国化成果是长征和中国革命的宝贵财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