土地使用性质转变是我国总体现代化进程不断向前推进的重要内容之一。广西近年来也加快了现代化建设的步伐,各地对土地的需求与日俱增,大量农民因失地而陷入生活困境从而对地方政府征地产生不满,各地农村征地群体性冲突频繁发生。仅2009第一季度,广西因征地拆迁引发群体性事件20起,涉及351人次。现实情况表明当前因地方政府征地诱发的失地农民与政府之间的矛盾已经成为广西社会矛盾的一项重要内容。征地矛盾的日益突出已经引起社会广泛关注。各地政府纷纷为改善失地农民生活、减少失地农民不满而努力,学术界相关研究成果亦十分丰富且既有研究普遍认为征地冲突的产生原因在于相关法律法规和制度不健全以及征地补偿设置不合理,而关于对策的研究则集中于健全征地制度和相关法律、完善补偿安置方式、落实失地农民社会保障等方面。本文在借鉴前人研究成果的基础上认为,广西地方政府征地诱发的农村群体性冲突是失地农民与地方政府相互作用的结果,但现有研究更多关注于政府方面而对农民自身原因的研究稍显不足。另外,对广西地方的农村征地群体性冲突这个具有地域性和针对性的问题的研究还有待进一步深入和细化。基于此,本文综合运用文献研究法、实地调研法和对比研究法,试图在为研究找到坚实理论支撑的基础上更为全面地发现、理解和探讨问题。在行为思路上,文章首先通过对“地方政府”和“群体”两个核心概念的厘定,明确了文中所指广西农村征地群体性冲突的具体行为主体及其规模特征;通过厘清“土地产权”和“公共利益”两个基本概念,试图发现导致群体性冲突发生的制度性原因。概念的明晰为整个研究提供了稳定的立足点和清晰的论述脉络。其次,通过大量阅读文献资料和实地调查,特别是与地方政府征地相关人员,包括失地农民和征地公务人员的反复多次交流,本文提出,当前广西地方政府征地诱发的农村群体性冲突本质上是关于利益矛盾的人民内部矛盾,失地农民采取激烈诉求表达方式是群体性越轨行为,这类冲突是不良社会冲突。立足于这个判断,文章从七个方面分析了广西征地农村群体性冲突的产生原因:第一,社会期望与地方政府实际存在差距,表现为上下级政府利益不一致、依赖“土地财政”给地方政府造成利益合法性危机、少数地方政府职能越位与角色错位、第三方仲裁人角色缺失、个别官员自我认知与公众期望不符以及一些地方复杂的实际情况等;第二,强势利益主体对失地农民利益的分割,包含土地供给方与受益方在数量与获益上的不平衡、补偿标准可操作空间大、二元户籍制度造成农民群体的弱势地位三方面因素;第三,地方政府维稳观僵化,强调绝对稳定以致矫枉过正;第四,征地工作方法不成熟及对征地冲突处置不当,具体表现为核心概念界定不清晰以及地方政府的“经济人”思维不愿将之明晰化、征地前期准备工作不完善、参与部门多且权责关系混乱、解决失地农民出路的办法不完善、信访部门公务人员责任心缺失等;第五,农民抗拒征地,原因在于土地补偿标准与市场价格相脱离、物价上涨带来补偿贬值导致失地农民陷入物质与精神的双重匮乏、农民生存需要尚未完全满足依赖土地保障、农民传统思维习惯难转变以及农民对社会公平正义的追求;第六,农民利益诉求表达方式受限,主要原因在于农民受传统利益表达方式影响较深,不愿通过司法途径寻求利益保护,且现有利益表达机制存在局限性,限制了农民利益诉求的表达,同时部分失地农民过度强调个人利益给地方政府征地工作造成困扰;第七,广西自身发展资源紧缺,不仅导致征地配套补偿安置措施难以完善,更导致发展后劲不足。本文认为以上原因共同导致广西农村征地群体性冲突的频繁发生。在对广西征地农村群体性冲突产生原因的细致分析基础上,文章对消除广西征地矛盾、减少征地冲突提出如下建议:第一,建设责任政府,地方政府应从转变发展观念入手,优化决策方式并准确定位自身角色,公务人员也要增强工作责任心;第二,制定征地专门法律以规范核心概念并结合广西实际制定动态征地补偿标准;第三,完善农民利益表达机制,积极构建针对农民的便捷法律援助体系、全面推进村民自治并促进农民建立自身利益代言组织,同时进一步发挥大众传媒的宣传和监督作用;第四,规范征地程序,包括做好征地前期工作并组建专门工作团队、注重征地程序公平、强化征地公务人员考核机制、追踪失地农民生活状况、完善应急工作机制等;第五,积极促成失地农民利益观和就业观的转变;第六,加强对失地农民进行职业技能培训,以失地农民转业和再就业的方式促成他们改变生产生活方式,从而获得长远的生活保障。通过对上述原因和对策的详细阐释,本文最后认为,减少包括征地冲突在内的各种社会冲突的关键,还在于地方政府与群众彼此信任,在齐心协力的良好氛围下促成广西社会的和谐稳定与经济的持续健康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