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通过对明清以来北京湖南会馆的历史考察,探讨其发展的时代特征、类型变化、管理体制以及社会功能等,揭示会馆文化与政治意识、社会经济之间的相互关系。明代后期,伴随着政治、经济和文化的发展,湖南各地在北京城内先后创建了6所会馆。延及清代,北京湖南会馆数量比明朝增加了26所,形成了一个由县馆、府馆、区域型会馆及省馆构成的完整体系。进入民国后,由于政治环境的变动,北京湖南会馆有增有减,但总体上呈现出下降趋势。明代以来北京湖南会馆的发展,不仅表现为数量的增加,还体现在其发展过程之中类型的多样化,主要有作为湖南籍在京官员聚会和湖南籍官员赴京寄居之地,科举试馆和同乡会组织等3种类型。这3种类型因时而变,相互交替,呈现出鲜明的时代特征。清代以后北京湖南会馆的发展,不仅与科举制度的兴替有着直接的关联,还受到官方的管理政策的影响和制约。清代时期,北京湖南会馆实行馆长值年制,一般由同籍京官担任馆长,统筹会馆的具体事务,会馆的日常杂务则由会馆出资聘请的长班负责,馆长值年的管理体制保证了北京湖南会馆的组织运作。民国时期,北京湖南会馆的管理模式有董事会、同乡会、理事会三种管理模式,同乡大会是会馆的最高权利机构。从馆长值年制到理事会管理模式的转变,反映了清末民初以后北京湖南会馆管理体制的社团化。清代至民国时期,北京湖南会馆的社会功能经历了一个不断扩大的过程,由传统的祀神、合乐,义举、公约,发展到参加在京和家乡的各项政治事务。尤其是清末以降,随着国内的政治、经济和文化的变动,北京的湖南会馆不仅从科举时代的试馆演变为新式学校的创办者,还参与到“辛亥革命”、“驱张运动”和“维护水口山矿权”等政治、经济运动中。从科举试馆向近代社团的演变,折射出清末民国时期北京湖南会馆社会功能的政治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