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视谈话节目在中国的发展时间不过十年，由于处于探索与开拓时期，在十年之间有影响力的电视谈话节目并不多见，而《艺术人生》就是少有的形成了较大影响力的节目。本文主要运用文本分析的方法，辅以量化分析的手段，旨在通过对于艺术人生在节目形态、传播动机、受众的接受活动的研究，探讨在中国当代的电视谈话节目所具有的一些特点以及这些特点与当代社会经济、政治和文化之间的关系。 《艺术人生》的对于怀旧思维的重新发现和对怀旧手法的重视运用体现了当代社会的物质与文化现状。作为一种意识形态，怀旧的出现反映了特定的历史内容。经济与社会形态的划时代变迁造成了人们在经济地位、社会地位、思想意识方面的巨大不适，精神上的失落、恐惧、怀疑、惶惑一旦不能在现实中找到答案，就有可能通过怀旧的手段实现对于现实的解释和干预，艺术人生的兴起正是对这一社会和文化巨变的必然反应，而节目本身也因为表现和顺应这种趋势而取得了成功。 精英文化的理想主义和怀旧主义，大众文化的娱乐功能与大众的消费需求互相交织，《艺术人生》处处体现了两者之间的复杂关系，这也构成了《艺术人生》怀旧话语的内在矛盾性：那就是电视传媒作为国家意识形态调控机制的宣传属性与其作为大众传媒的重要形式的商业属性，在精神实质和价值诉求上很不一致。 回忆所要高扬的理想主义和温情主义与大众传媒的商业本质使得节目成为一个光怪陆离的复杂统一体，这种理想与现实的内在的矛盾性不仅仅是目的和手段之间的彼此拆台，它本身就反映了在社会转型年代大众传媒的现实困境。节目的理想化和庸俗煽情趋势之间的矛盾只是这一矛盾的冰山一角，而节目本身所采取的文学化的叙事方式更是与谈话节目的一般特征格格不入，这更加深了这一矛盾的深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