警察职务防卫行为与一般正当防卫行为从表象上看都属于防卫行为,但两者在性质、限度条件、法律后果、法益主体之倾向性等方面存在着差异。警察职务防卫权的设立具有二元属性,其一是权利属性,其二是职务属性,两者之中,后者为其根本属性。在特殊正当防卫问世后,无限防卫权与人民警察职务防卫行为所应遵循的比例原则之间会产生冲突,为权力的滥用埋下隐患,故仍将警察职务防卫行为归于正当防卫制度中已不合时宜。出于保护人民警察执法安全的需要以及防止公权力不当扩张的现实需求,必须对警察职务防卫行为进行单独探讨,大多数域外国家也在立法中对警察职务防卫行为进行了特别规定。当前我国警察职务防卫行为面临着相关立法滞后,缺乏限度标准;司法实践混乱,处理结果悬殊以及舆论环境复杂三大困境。正当防卫制度已经不能有效解决警察职务防卫行为面临的困境,急需对警察职务防卫行为的性质进行新的界定。当前关于警察职务防卫行为性质的四种代表性学说之中,“职务行为说”的观点更为合理。即明确警察职务防卫行为的本质属性为职务性,其正当化应基于法令行为而非正当防卫。人民警察作为国家权力的代表,在职务防卫过程中,应当保持高度克制,严格遵守比例原则,以足以制止违法犯罪行为为限,不应造成不必要的伤亡。根据我国的立法现状,将警察职务防卫行为的相关内容纳入《人民警察法》中,一方面与其本质属性相适应,另一方面,可以最大限度地节约立法资源。在此基础上,正确地引导舆论走向,加强对人民警察使用枪支的培训,更换对警察职务防卫行为进行调查的机关等相关配套措施的完善,可以使警察职务防卫行为既走出定性上的困境,又解决实践中的难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