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全球化城市与区域重构,西方人文地理学“社会转向”及对“社会公平”研究的重点关注,中国政府确立从经济建设型转向公共服务型、“公共服务均等化”、“和谐社会”的政府工作和社会发展改革目标,城市规划从“市场本位”到“公平本位”的转型等背景下,研究公共服务的差别和不公平性具有重要意义。　　 国外城市地理学科对于公共服务公平性问题的研究始于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共经历了七十年代以前的地域均等、七十至九十年代的空间公平以及现阶段的社会公平三个发展阶段。国内地理学科的相关研究较晚、且成果较少,总体还处于地域均等和空间公平的阶段。在转型期社会分层和空间极化背景下,从城市社会地理学角度研究公共服务供给,实现公共服务空间差异性和社会公平性的定量描述和可视化的公平地图表达,为公共服务空间分布的供需矛盾、合理布局提供决策信息。通过城市规划和管理等手段实现公共服务的均衡布局,为“公共服务均等化”、“和谐社会”、“以人为本”、“公共服务型政府”等理念提供实际可操作的技术手段和可执行的政策路径.　　 基于以上目的,论文选择定点公共服务类型的城市公园绿地为研究对象,并以广州为案例地,采用GIS空间分析、SPSS统计分析、社会调查以及纵横向比较等方法,对广州公园绿地服务水平的空间差异性及社会公平性进行实证研究。研究的主要成果和结论如下:　　 第一,广州十区公园绿地发展历史长、体系日趋完整,不同阶段发展动力机制各异。广州自1918年建立首个真正意义的城市公园以来,其发展经历了单个公园——多个公园——公园系统——公共绿地系统——公园绿地系统的过程。解放前政治因素是公园建设的主导动力；解放后前五十年则是基本公共服务的制度保证和经济投入的共同作用；2000年以来以来主要受到全球化背景下城市竞争和社会市场的共同推动影响,使得公园绿地迎来最有经济、制度和社会保障的快速稳定发展期。　　 第二,广州公园绿地服务水平空间分布具有高度的集聚性和分化性,并表现出一定的规律性。大尺度比较而言,总体水平一般随城市建设历史和城市建设水平的增加而增加,如旧城区>次新区>新区,城市核心型>城市一般型>郊区型>乡村型；但人均水平则呈相反的趋势。具体到微观尺度如街道、居委会等空间单元,则部分新区、边缘区大于旧区和核心区。总体水平与城市空间单元功能定位密切相关。同样的功能定位,功能等级定位越高,服务水平越高,如省市级行政文化区>区级行政文化区,高等级居住区>低等级住宅区。不同功能定位,行政文化区、居住区、商务区等与人生活、休闲密切相关或工作环境要求较高的功能区,其服务水平高于工业区、商业区或工业居住混合区。　　 第三,公园绿地服务水平及利用模式与居民经济社会属性具有相关性,并表现出社会群体的差异性.总体而言,年龄越大、职业等级越高、拥有产权住房的本地居民享有公园服务更高,即社会经济地位(SES)等级越高,公园绿地总体服务水平越高。在利用评价上,SES越高,对公园绿地的要求越高(包括公园布局、质量、特色、距离、设施等),满意度越低.在利用方式上,SES越高,对公园的依赖程度越低,实际利用频次越少；结伴系数越高,步行和私车率越高。低SES为社交观光型,中高SES为家庭休闲型；高SES更多主动休闲,更多使用社区公园,低SES更多被动休闲,更多使用街旁绿地、城市公园和风景区。在利用影响方面,低SES更受自身条件影响,高SES更受外部条件影响。在对公园未来需求方面,低SES为基本需求型,高SES为改善需求型,且各群体出现细化和专门化特征。　　 第四,广州公园绿地服务的社会不公平性既有社会性,也有空间性,表现出模式化不平等的特点。广州公园绿地服务的不公平性不仅表现在与居民经济社会属性的相关性,更重要的是表现在社会空间的关联性,即具有社会空间的集聚性。从主观问卷调查结果显示,SES等级越高,满足需求的公园存在率越高。从GIS客观数据的分析结果显示,随着公园服务水平的提高,即从低覆盖区到中覆盖区再到高覆盖区,低、中SES街道比例逐渐降低,高SES街道比例逐渐增加,并且差异显著。结果说明,公园绿地作为城市日益稀缺的公共资源,更多为社会经济地位较高者享有,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公共产品客观供给的不公平性。　　 最后,通过典型社会空间的分析,总结形成公园绿地服务差异性和不公平性的因素和机制,并提出公园绿地公平性建构的框架和政策建议。影响因素主要有:自然地理环境、政治因素、社会因素、经济因素、制度因素和竞争因素等。影响机制主要有:城市发展的历史惯性与累积机制、城市选择性更新与滤出机制、城市扩张中的城乡二元分化机制以及居民利用需求与能力的分化机制等。推进公平性建构框架和政策建议需要从认识、技术、规划和制度多层面进行,并通过管理、经济、规划建设和行政手段落实执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