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作品的风格翻译一直是译界探讨的热点。各国语言以及语言背后所承载的文化之间存在着显著的差异，以致译界对风格的可译性仍然尚未达成共识。尽管目前大多数学者倾向于风格可译，但是由于这一行文气质的模糊性和主观性，对风格的辨别、衡量与重现依然是困扰着翻译工作者的一大难题。标记理论是由布拉格学派于20世纪30年代提出的，起初应用于语音系统。后来经过发展，已经扩展到语法、语义、语用、心理语言学以及应用语言学等语言学科的研究中，成为一套完整地理论体系。语言学家Leech将其运用到文体论，在《小说文体论:英语小说的语言学入门》一书中提出风格标记理论，提倡用风格标记来衡量甚至量化风格。20世纪90年代，风格标记理论被引入中国后，著名翻译理论家刘宓庆教授对其加以发展，将其分为形式标记和非形式标记两大类，并提出获得译文风格对原文风格“适应性”的方法，在风格翻译的科学性上迈出了重要的一步。本文以刘宓庆的风格标记理论为依据，以白睿文英译《长恨歌》为研究对象，从宏观与微观两个视角对《长恨歌》英译本进行分析，探讨原文风格在译本中的再现程度，并在实例分析过程中探究风格标记理论的优势以及可能存在的不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