起诉与法相伴而生，这是法律发展的一般规律。在中国，有记载证明夏代就已经出现了法，因而也可以认为夏代时应已出现起诉的司法实践。　　目前民事诉讼法学界和刑事诉讼法学界对“起诉”都有各自的定义，但本论文中使用的“起诉”仅是指当事人在自己的权益受到他人侵害或与他人发生争议时，请求司法机关通过审判予以救济和保护的一种行为。起诉限制则是指针对当事人行使起诉权所设的限制，也就是法律对当事人的起诉附加一定的限制性条件，要么规定当事人无权起诉，要么规定司法机关对当事人不符合条件的起诉不予受理。起诉限制的最终结果也就是司法机关不受理当事人的起诉。　　起诉限制古已有之，这在中国古代的法典中可以找到许多佐证。目前学界对中国起诉限制历史的研究成果大致分为三类:一是法制通史型的著作，其中涉及了一点起诉限制的内容;二是断代的司法制度史，其中也关注了一些起诉限制情况;三是专门针对某项起诉限制制度的论文。但缺乏一个专门的、系统的、整体的研究，本文试图弥补这一缺憾。　　笔者在具体研究中国历史上的起诉限制时，不是以朝代为纲，而是以各项制度为主线，笔者对起诉权限制作了以下分类的尝试:　　一、在时间上的限制，主要有“务开期”与“务限”、诉讼时效等。前者规定在每年的特定月份内司法机关才能受理当事人的起诉，后者规定当事人必须在一定年限内提起诉讼，否则将不能再获得国家司法机关的保护。“务开期”与“务限”制度自唐朝以后就一直被历朝封建法律所承继。诉讼时效制度则历经变化发展，在今天的法典中仍可寻见其踪迹。　　二、在审级上的限制，主要是“越诉”条。古代统治者一般都严格要求逐级起诉，唐朝时已经开始在律典中明文规定“越诉”条，其后各朝，虽时严时松，但一直保留了“越诉”之禁。　　三、对起诉主体的限制，主要包括对卑幼的限制、对原告人性别、年龄、笃疾者的限制、对囚犯充当原告人的限制以及对官吏充当原告人的限制这四类。由于受儒家宗法等级思想的影响，封建统治者们对卑幼身份的人控告尊长加以严格的限制，唐朝时将控告祖父母父母列入“十恶”，元朝时更是出现了“干名犯义”的罪名。同时，许多朝代还对老、幼、笃疾者，以及妇女的起诉权进行了种种限制。唐朝时已经有禁止囚犯控告他人的规定。明清时对官吏充当原告人的限制，主要是基于防止官官相护。　　四、在控诉内容上的限制，主要包括两个方面:一是禁止“讼不干己事”，也就是原告人必须是本案的直接利害关系人，宋朝时就有这方面的限制，在明朝时则被称为“干己事情”;二是不许告举赦前事，即是原告不能追究被告在皇帝大赦前所犯下的罪名，这一制度在汉朝时就已存在，在唐朝时则被明确写进了《唐律疏议》，宋朝时承继了这一规定，明朝时有所变化，对某些赦免前发生的民事纠纷允许赦后向官府控诉，以有效地保护当事人的合法民事权利。　　五、在诉状内容和形式上的限制。唐朝时即规定必须在起诉状中“明注年月，指陈实事，不得称疑”。宋朝时除延续上述规定，还对诉状的格式作了一些要求。元朝还在上述基础上规定诉状中不得一状告二事，必须写明诉讼请求等，明清时对书状的要求也十分严格。　　六、其他限制，主要包括三方面内容:不得受理自伤之诉，不得受理证佐不明之诉，不得对调解结诉案件再行起诉。　　在详细介绍了我国历史上存在的起诉限制类型后，笔者归纳出中国古代起诉限制的五个特点:　　一、种类繁杂，多重限制，但多是一事一议，尚未形成科学体系。　　二、作为法律的组成部分，受宗法等级思想影响极深。　　三、限制逐渐全面、严厉，反映了立法技术的提高和专制的加强。　　四、对触犯统治阶级根本利益的起诉限制较少，甚至无限制。　　五、轻视民事权利，将民事纠纷视作“细故”，所以限制较多。　　同时，笔者分析了中国古代起诉限制产生的原因如下:　　一是宗法等级思想的影响。宗法等级思想是我国封建社会法律的指导思想之一，它对各项封建法律制度的创设都有指导作用，起诉限制也自不待言。　　二是“无讼”思想的影响。统治者为了控制纠纷数量、追求天下太平，就必然会在法律中对起诉加以限制。　　三是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制度的必然。专制和民主是对立的，君主要专权，人民必定权利受限。　　四是经济发展的反映。生产力水平不断提高，导致经济活动日益频繁，也引起了许多经济上的纠纷，而司法体制的改革不是易事，为了缓和诉讼日多和司法资源日紧的矛盾，也必然会在法律上严格限制起诉的条件。　　研究历史是为了关注现实、启迪未来。通过对中国起诉限制的历史研究，笔者对起诉限制制度乃至法律的现在和将来有以下几点认识:　　首先，认识到古今起诉限制存在着差异，明确今后要以保障为主。两相比较，不难发现古代起诉限制的目的是以保障为虚，限制为实，而现在法律对起诉进行限制的目的则是实实在在地以保障为主。在民主法治国家，自然要保障公民的诉讼权利。　　其次，认识到“以盗贼为急”是中国封建法的一个特征，也导致了古代民法和私权利的不发达。如今是市场经济，市场经济需要发达的民商事法律，所以应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建立健全民商事法律。　　最后，认识到细事无讼有一定的社会积极意义，要处理好防止“滥诉”与限制起诉之间的关系，做到既要充分保障公民的诉讼权利，又有利于形成一个良好的社会风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