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九大报告指出，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面对激增的老年人口与家庭养老功能的弱化，我国政府引入社会资本的参与，以期扩大养老服务的供给量，并提升服务效率。养老服务业中的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模式，即Public-Private Partnerships(PPP)，究竟是否适应当前经济发展，是本文的研究主题。根据经济学中“适应性效率”理论，系统中资源的配置效率应当适应外部环境以保证制度效率的增长，适应性最终由效率检验。养老服务这一准公共物品的重要目标之一是实现效率，具体体现为是否促进了经济发展，因此，其适应性效率体现为两个层面，首先为适应经济发展，最终落脚点为促进经济发展。
　　本文的研究思路为:第1章提出研究问题，设计研究框架并界定了基本概念;第2章在公共物品理论及适应性效率理论的基础上构建了本文的理论框架，对国内外相关文献进行梳理和述评;第3章对我国养老服务中PPP模式发展脉络和现状进行总结，为后续几章的实证研究做铺垫;第4章是“适应性效率”第一层面的问题:对PPP模式下养老服务投入经济适应水平进行测算;第5章是“适应性效率”第二层面的问题:对PPP模式下养老服务投入对经济发展贡献的假设予以验证;第6章是“适应性效率”涉及的第三个问题:如何适应？选取北京作为典型案例研究，提出提高适应性效率的策略依据;第7章总结全文结论和研究不足，提出有关未来养老服务中PPP投入发展的政策启示。
　　本文以“公共物品”和“适应性效率”理论为基础，分析以下三个主要问题:第一，PPP模式下的养老服务投入是否与经济发展水平相适应，近十年的总体适应水平和不同地区的异质性体现出哪些特征？第二，PPP模式下的养老服务投入是否促进了经济发展？不同地区的经济发展贡献有何差异？第三，能否通过对典型城市的案例研究，发现当前PPP投入中存在的现实问题以得到如何适应的政策启示？并得到以下结论:
　　第一，养老服务中PPP投入与经济发展处于较高的适应水平，但从弹性指标来看适应水平并不高，PPP投入的增长速度滞后于经济增长速度，受经济新常态影响，这一特征在2015-2016年表现尤为明显。无论是政府投入还是社会资本投入具有严重的政策导向性，并未形成与经济发展相适应的投入增长机制。值得注意的是，居家和社区养老服务中社会资本投入的经济适应水平自2014年开始下降。就区域差异而言，政府投入的区域非均衡性最显著，社会资本投入基本适应东部、中部、西部、东北地区的区域经济发展特征。东部地区集聚了较多的PPP资源，如上海、北京、江苏等，但仍滞后于经济发展。同时，西部地区个别省市的PPP投入经济适应水平也有待提升。
　　第二，养老服务中的政府投入和社会资本投入均对经济发展具有积极的促进作用，从双方投入对经济发展的贡献强度来看，PPP模式下养老服务中政府投入的经济发展贡献更显著，社会资本投入对经济发展影响的显著性较弱。从经济发展贡献的区域异质性来看，无论是政府投入还是社会资本投入，对中部、西部地区的经济发展促进作用最明显，但在东部、东北地区的PPP投入却并未对经济发展产生显著影响。
　　第三，针对东部地区PPP投入滞后于经济发展且并未发挥经济发展的促进作用，选取北京作为案例研究，发现:养老服务中PPP模式在各行政区中的发展环境差异明显，呈现中心城区参与环境优，而远郊区县环境差的特征，有必要在城市间实现政策倾斜，引导社会资本的流动。针对社会资本在居家和社区养老服务的经济适应水平自2014年开始下降的现象，从老年人服务利用的角度切入，发现老年人对PPP模式下养老服务的利用与评价，与地区财政支持，补贴政策支持，养老服务商密度，老年人家庭结构及老年人收入相关，由此得到有关未来养老服务投入优化的政策启示。
　　本文的研究在以下几方面进行视角、理论与实践的尝试与创新:
　　第一，从经济学角度出发，研究养老服务这一准公共物品的效率问题，即从投入-产出的角度评估这一制度模式的对经济发展的贡献;区别于以往将公共物品的功能定位在公平的目标之上。
　　第二，试图从对经济发展贡献的实证研究，丰富“适应性效率”这一制度经济学经典理论;区别于以往研究将“适应性”仅局限在适应水平的测度，而忽略了促进经济发展这一结果体现。
　　第三，本文的研究证明了养老服务中的PPP模式对经济发展的积极作用，为今后推动社会资本参与养老服务的发展，提供了客观依据。并发现了当前投入结构中所存在问题，从经济影响的角度提出未来养老服务投入的调整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