调解是中国传统法律的重要内容,尤其是在基层案件的诉讼程序当中一直发挥着独特的作用。这与中国传统法律中制定法与民间法分离并行的情况有关,尤其在地方司法实践上,民间调解与州县调处同属于调解系统,两者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国家制定法与社会民间法的协作模式。同时,调解系统与传统的诉讼法律观念有着很大的关联性,无讼观与健讼观是书写者基于道德与现实层面的个人价值判断,放置于政府层面,包括轻讼、刁讼、缠讼、唆讼等行为都属于健讼,与之相对便会通过法律宣讲等各种手段宣扬倡导无讼。从地方文献来看,某一地区的讼事与当地的经济、民俗、衙门理讼能力与态度等各方面都有所关系。从西周到清代,传统中国诉讼中一直有调解系统的存在。在这个漫长的进程中,在保留了两方对峙、第三方居中调和的核心特征之外,有关调解主体以及官方态度的变迁是重点。由司法机构——传统地方政府参与,在诉讼程序中进行的调解,称之为官方调处,在清代司法中实则逃不开州县层级范围,所以清代称之州县调处较为适宜。乾隆时期是清代法律的成熟时期,以乾隆五年《钦定大清律例》的颁布为标志,承接了清初吸收明代法律的成果,并在此基础上开启了之后世代的法律完善。表现在州县调处中,乾隆朝前后的调处依据呈现出不同的倾向,调处在诉讼程序中的转化越发顺畅、完善。在清代地方司法中,调处包含在地方诉讼体系当中,是诉讼程序的组成部分。在州县自理案件的诉讼程序中穿插州县调处于其中,是与现代调解制度相比仍不逊色的灵活性程序应用。清代纠纷解决机制中,州县调处因其调处主体的特殊性与权威性以及在诉讼程序中应用的灵活性,发挥了重要作用,一定程度上解决修正了民间调解与州县审判的部分缺陷,在州县自理案件中得到了较为广泛的适用。在当时的司法背景下,面对自理案件,州县官吏有或调或判的自主选择权,这种选择权贯穿于案件全程,调处和息与审判结案是并行性选择,两者在州县诉讼过程中甚至可以被同时应用,乃至做到实时转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