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后期商王国属于中国早期国家，其政治地理结构是商史研究中的重要课题，也是近年来学界的热点研究项目。本文拟依据“政治地理”的观念，探讨如下有关商后期商王国政治地理结构中的几个问题:商王国的政治领域，即其“四土”所至;在此领域的地理空间中所体现的政治格局，即商王朝领土内之政治结构与王朝对地方的统治管理方式;商王国与周边方国的关系。通过这几方面的考察，希望能对在当时东亚地区最强大的王国—商后期王国之政治形态有一个更具体而真切的认识。　　依据上述主旨，本论文首先将商王国的政治领域之地理空间分成三个层次，即王畿、近畿与边域。此三层次的确立，是建立在商前期向商后期王国转变的基础上。商前期实行主辅都制—圣都与行都;盘庚迁殷，将圣都与行都合一，定安阳地区为惟一的都城，不仅改革了商前期的都城体制，也使商王国的政治地理结构发展到一个崭新的阶段，即有了中心区域（商）与四土的领土国家观念。　　安阳小屯殷墟的宫殿宗庙区、王陵区和周围繁多的居址、族墓地、手工业作坊以及出土的大量甲骨（以商王为占卜主体的甲骨卜辞以及非王的商人子姓贵族的卜辞），都证明了安阳是商后期都城所在。但文献中有关沬邑朝歌的记载，黄组刻辞中“大邑商”名称的出现，都透露出殷末王畿地区内部出现重要变化。沬邑朝歌的兴用，使“大王畿”格局形成。安阳与沬邑朝歌两座大邑共同分担殷末商王国都城的使命，安阳更多的是担负“圣都”之职能，而沬邑朝歌则偏重于政治、军事功能，此形式颇近于西周时期的宗周与成周并存之态势。　　为了能更细致而深入地考察商后期商王国政治地理结构，本文设定了“近畿”之概念，用以指称王畿与边域之间的区域，即四土之内域。综合文献、甲骨刻辞与考古资料不仅说明了近畿的范围，且指出近畿内部的政治地理区域可分成商王直属区域和商人贵族占有区域（即其属地）两种类型。在商王直属区域中包含有王室农田（王田）、商王田猎区和商王常居地及行宫等，这些直属于王的区域多与商人贵族属地呈现插花交错状态。　　边域是商王国疆域最外围的部分，其政治地理形态呈现出一种未有明确边境线，商人与异族、敌方杂厕的条状区域，且具动态之扩张趋势。虽然如此，通过对多种史料的综合，仍能大致将商王国疆域之四至表述框定。在此种形态的边域中商王国设立有邑（中心大邑、围绕大邑的一般邑落和小邑），鄙（内有邑、田、牧场），奠（示）等具不同功能的政治地理区域。　　王畿内居民是由王室近亲成员（商王、王妇、未成年王子、公主等），为王室服务的王官、卜人、仆隶、臣妾，子姓与非子姓贵族、平民，常备军（多马、多射等）、手工作坊匠人等组成，其居民由商王直接控制或派官吏管辖。近畿内的居民是由与时王有较近血亲关系的子姓贵族家族，例如已发现的几种“非王卜辞”所属家族以及与子姓贵族通婚的异姓贵族家族组成。居住于近畿内的高级子姓贵族家族治理控制着自己领地内的族属、家臣与附属异族，近畿内直属商王管辖的土地则由商王派遣官员管理，两系统并存，互不干扰。边域内的居民是由一些历史悠久的商人雄族、外服职官（如候、田、卫、任、牧）及归顺方国（其酋长称“某伯”）所构成。这三个系统亦相互杂厕、互不相属，但皆听命于商王。　　上述三类政治地理区域对王朝担负的功能各有其侧重:王畿为王朝都城与商王室所在，是为商王国政治中心与从事宗教活动之中心或称祭祀中心。近畿内设有王田、牧场、商王田猎区，以保证王室与王朝军队、官吏所需粮食、肉类与皮毛等生活必须物质的供应。边域地区由于地理位置与异族方国接触，因此军事防御与拓疆便是此一区域之雄族及外服职官的重要任务，而广袤的边域因拥有丰富的物产与资源，自然也就承担着对商王朝多种贡纳之职责。　　商王国与周边邻邦在政治与军事之间的互动，不仅导致商王国外围领土，亦即边域之地理空间发生变化，当方国的侵扰情况严重时，甚至会成为影响商王国盛衰的关键因素之一。战争或经济交换关系，促使商文化与周边异族文化进行广泛交流，不仅促进了商文明自身的发展，而且使商文化在东亚地区得到广泛的扩张。　　本文在最后，还依据上述对商王国政治地理结构的认识，讨论了小邦周克灭大邑商的原因。商王国之覆灭与早期国家较为原始简单的政治体系和不稳定的边域在处于失序状态时的脆弱有直接关系。当王权不彰，导致对散布于边域与近畿之地方权力控制减弱时，则中央王朝即面临失去支撑力量的严峻考验，此时若有外力介入，则平衡将被打破，而走向失序灭亡的道路。　　本论文藉由分析商后期王国政治地理结构，得出商后期王国这种中国早期国家形态具有固定的领土，即王畿、近畿与边域。因与王都有不同的相对地理位置，而对商王朝担负不同的政治、经济职能之三类区域，这种形态已接近领土国家的特征，但其充满空隙、具变动性的边域状态，又使得中国早期国家呈现出一种独一无二的发展模式，似可称为具中国特色的“早期领土国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