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以1999至2005年度上市公司财务数据为样本,以终极产权归属对我国企业行为的影响为切入点,结合我国特有的制度背景,对我国上市公司过度投资行为进行探讨。本文主要研究以下三个方面的问题:一、不同最终控制人类型上市公司过度投资行为的严重程度;二、不同最终控制人类型上市公司过度投资-自由现金流敏感度成因;三、以预算软约束为背景,探讨我国银行负债对上市公司过度投资的治理作用。经过一系列实证分析,我们发现:一、我国国有上市公司由于自由现金流代理问题的存在,公司过度投资规模与内部自由现金流量呈现显著的正相关关系,与中央直属上市公司相比,该问题在地方国有上市公司中表现的更为严重;二、民营上市公司的内部控制优于国有上市公司,然其“草根经济”的本质注定其在生产经营中不得不承受高额政治依附成本与行业竞争成本,而该成本的降低显著依赖于企业规模的扩张,民营上市公司在经营与发展中各方面的不平等待遇为引发其持续大规模投资扩张的本质原因,其高的过度投资-自由现金流敏感度并非自由现金流代理问题所导致;三、虽然总体上银行负债对我国上市公司过度投资行为具有一定的抑制作用,但该作用主要体现在对民营企业过度投资行为的控制上,由于预算软约束在国有企业与国有银行中的共生性,我们的回归分析结论并不支持银行负债对中央及地方国有企业过度投资治理作用的存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