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海外中国现当代文学的发生发展,中西方关于中国现当代文学的研究已经处于常态化的互动之中,对话关系不断加深。尤其是90年代以来,海外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离开了传统的文学文本定义,越来越走向多元化、跨学科的文化研究维度。因此,海外华人学者王斑及其学术思想得以出现在我们的研究视野里。目前,学界已有对20世纪中国文学研究思路的分析归纳,主要可以概括为四种文学史观和三条现代性线索。这四种文学史观分别是:传统左翼的文学史观,回到五四传统的启蒙主义的文学史观,“晚清现代性”文学史观和“新左派”的文学史观。而通过这四种文学史观又可以归纳出三种现代性,即救亡的现代性、启蒙的现代性和欲望的现代性。比较来说,王斑靠近“新左派”的文学观念,体现了对新自由主义较为尖锐的批判立场;但与此同时,面对“新左派”内部对于50至70年代中国社会直线式的、受目的论统辖的历史叙述,王斑又表示反对,要求揭示隐秘而复杂的历史过程,尤其对反映创伤记忆的电影表现出浓厚的兴趣;此外,在某种程度上,王斑继承了启蒙主义的现代性观念,跳过五四之后到十七年的文学创作,着重观照晚清到五四、以及八九十年代的历史书写,但不同于李欧梵、王德威等对现代性的处理和判断,王斑的重点不在“被压抑”的现代性,反而对消费主义和普世价值深恶痛绝,体现出一定程度的怀旧立场和民粹主义倾向——因此,王斑实际上不属于现存现代性的任何阵营。在对20世纪中国文学和电影的分析过程中,他既批判从夏志清到王德威建构起来的“日常生活叙事”,也对抗目的论、直线论的历史程式化叙述,同时批判全球化意识形态的大一统,呼吁返回传统、返回崇高。相比较目前的现代性研究思路,其现代性建构能够在博采众长的同时为我所用,有其自身的独特性。尤其在全球化意识形态引导下,文化越来越向虚无跌落,帝国审美的广泛传播使传统的民族志书写和文化再现失去了昔日的地位。立足全球视角,如何打破全球化叙述的大一统,重建现代性进程中逐渐树立起来的历史崇高形象,恢复被遗忘、被压抑的优秀传统、延续对历史真实的执着——这些问题的出现呼吁对现代性道路的再次探索。因此,有必要重新建构一条连续性的、以本民族宏大历史叙述为基础的、能够与西方霸权文化相抗衡的自主的现代性。此外,在王斑的研究中,学术与政治较为明显地结合在一起,其文学批评背后的政治冲动力代表了一种尚未实现的政治自由与抱负,这种文化与政治的结合对于解决当代中国的文化建设问题也提供了思路和启示。综上所述,对王斑对20世纪中国文学与电影的批评之批评是既有其可行性,也有其必要性的。全文除绪论和结语共分为四个部分。第一章主要介绍王斑进行现代性重构的动机和任务,包括他研究的背景、框架和概念阐释。海外华人学者王斑的20世纪中国文学研究,以其独特的视角和方法,丰富着中国现当代文学的研究成果,给予历史书写另一种阐释的可能性,也为本土文化资源的开发提供了思路。第二章将回到20世纪中国文学与电影的语境中,具体分析王斑对历史与记忆互动关系的理解。王斑回归20世纪中国文学与电影创作的审美文本,通过挖掘文本中蕴含的历史与记忆的对立与互动,提供了对资本主义现代化叙述强有力的抗拒资源。在王斑对20世纪中国文学与电影的现代性重构中,历史和记忆这两个概念成为激活理想并介入现实的锐器。对历史与记忆的关注,就是在后现代叙事解体的状况之中,采用后现代的研究方法,重新寻求一个聚拢的结构,构建不同于全球化意识形态的本民族的现代宏大叙事。第三章主要归纳王斑现代性观念的文化特征。总的来说,王斑的现代性所建构出的宏大叙事不仅覆盖20世纪中国现代性自身发展的曲折历程,涵盖被遗忘的革命传统,而且反思民族创伤,同时抵御帝国审美,在过去与现在、民族与世界之间重新构建了联系。第四章则着重探讨其现代性重构的独特价值与局限性,王斑关于历史、记忆与现代性之间复杂关系的观点,在当今全球化的辩论下特别具有启发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