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试图从政治社会学的视角，以对荷花市阳光村的社会调查为基础，探究征地拆迁背景下村庄治理的现状、机制及其困境。　　本文研究发现，作为城郊村，阳光村具有鲜明的特点，尤其表现为村庄利益密集化、村民政治经济分化与村庄传统权威弱化等方面。基层政府在阳光村进行的征地拆迁工作上则面临三个难题：一是同质化的拆迁补偿标准与差异化的拆迁农户之间的矛盾，二是信息不对称，三是基层治权的“悬浮化”。地方政府为了完成征地拆迁工作，在征地拆迁实践中，以村民的政治经济分层为标准，依据村民配合征地拆迁的意愿和开展征地拆迁工作的难易程度，对村民进行分类，采取分类治理的策略。其中最为有趣的是，地方政府将不愿配合征地拆迁的村民被尽可能吸纳进体制，或让这些村民以私人关系附着于体制精英，从而形成了村庄体制精英及其附庸与基层政府相互依赖的利益共同体等特征。本文将其总结为“吸附型治理”。　　本文进一步的研究发现，“吸附型治理”虽然解决了征地拆迁的某些具体问题，但也存在不少负面影响，如：少数人得利的秩序使社会公平受到危害；老实人吃亏，促使农民“刁民化”；公共治理的私人化导致治理合法性丧失等。　　本文的主要贡献是观察到了资源密集情形下村庄治理新特点，并尝试用“吸附型治理”来回应学术界关于税费改革初期国家与农民关系呈现出“悬浮型治理”状态的假设。其缺点是“吸附型治理”的解释力还有待于进一步的检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