宗教具有形成“身份认同”和具备政治动员的重要作用。与西方历史语境之下的“宗教与认同政治”不同的是，古代中国拥有另一套完全不同于西方的独特话语体系。“大一统”、“圣教”以及“华夷之辨”，是认识“中国式的宗教与认同政治”的重要意识形态概念。　　从文明演进的视角来看，中华文明从儒家经典中的“大一统”意识形态开始，在政治实践中逐渐发展到帝制时代的“天朝体系”，并成为长期稳定的东亚国际秩序和规范。然而，自西方的“威斯特伐利亚体系”冲击并取代“天朝体系”以来，民族国家范式主导了东亚国际秩序，而东南亚地区在某种程度上也陷入了亨廷顿的“文明冲突论”模式。　　英属马来亚处在五大文明（儒家、西方、印度、佛教、伊斯兰）的交汇之处，自古以来就不断受到各种外力的影响，最终形成了当地多元文化的特色。自华南先民带着“大一统”意识形态下南洋开始，这些海外华人的身份认同演变，就无可避免地受到西方势力的冲击。中英两大势力在马来亚的博弈过程，对当地的“认同政治”留下不可磨灭的历史烙印，塑造了当今马来西亚族群政治的面貌。马来人和华人对“国家建构”的不同认知，导致马来西亚迄今仍面对诸多政治上的认同问题，并直接或间接地对当代的“中马（马中）关系”产生重大的影响。　　晚清官员在南洋地区所留下的“信仰遗产”，是当今中国政府可加以善用来对海外华人信众进行公共外交的重要文化资源。然而，东南亚华人自冷战以来就受到西方势力进行长期“文化冷战”的影响，普遍上仍对中国大陆的宗教政策抱着某种程度的负面观感。因此，在中国和平发展的新形势下强调“信仰中国”叙事，将宗教与侨务工作进行有机结合，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提升中华文化在海外的软实力。　　“侨务”和“公共外交”这两个概念的内涵，一直以来随着国际局势的发展而有所变化。本来这两者是分别针对不同的受众，即侨务是针对海外华侨华人，而公共外交是针对外国民众。近年来出现“侨务公共外交”的新概念，其实是顺应了海外华侨华人在政治上和文化上的认同改变趋势。目前国内有关“侨务公共外交”的研究尚少，而且这些文章多数集中讨论中国官方与海外华侨华人在政治、经济和文化领域的交流项目，在很大程度上忽略了宗教的重要作用。本文主要的研究目的，是为了解决宗教因素在侨务公共外交方面缺席的问题，并为国际新形势之下的侨务工作提供政策导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