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晨报副刊》与《京报副刊》,《时事新报》副刊《学灯》、《民国日报》副刊《觉悟》并称为五四时期“四大副刊”,而四大副刊之一的《晨报副刊》,从1918年到1928年存在和发展了近十年时间,为“五四”时期新文化运动中的启蒙者和先驱者提供了一个交流的平台,一个舆论的空间,大大强化了新思潮传播的力度和深度,是当时社会思想文化启蒙的主要阵地。在其存续的10年时间里,先后由李大钊、孙伏园以及徐志摩担任主编,亦使得晨报副刊在发展的道路上呈现出风格迥异的阶段性特征。尤其是徐志摩主编时期,更是打上了“自我”的深深烙印,凸显了其个人的政治理想和同人色彩。本文在对历史资料梳理的基础上,以徐志摩主编时期的《晨报副刊》为研究对象,通过对“仇友赤白”论战的讨论以及关于“闲话之争”的考量,在具体的历史语境中,从文化与社会互动的层面解读徐志摩的政治思想,力图恢复它的本来面目和复杂性,从而重构近代生动而鲜活的历史场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