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致良知”是王阳明心学思想的归结之词，也是晚年之定论。在明代恶劣的政治生态环境下，儒家学者们基本上都避行于得君行道而偏向于从个人受用之角度寻求内圣之学。余英时认为，王阳明在谪居龙场并顿悟致良知基本思想之后，便在儒家传统的“得君”行道方式之外，开辟了一条通过明觉社会大众之本然良知进而“平治天下”的道路，即“觉民行道”。从政治向度看，王阳明的觉民行道路线是以致良知说为形上理论支撑，致下地以“三代之治”为理想政治形态、以“万物一体”为理想社会内在秩序、以“满街都是圣人”为主体期望、以良知为是非准则并以良知学与民间思想的贯通为关注重点的完整行道理论体系。而在具体的行道践履中，基于身处仕途的特点，王阳明的觉民行道实践亦别具特色。他的觉民行道实践不仅包括讲学、书院等在学术层面的以良知学之传播为关注点的觉民方式，还扩展至了军事、政治等上层领域，其中当以总督两广平乱之事例为典型。以致良知觉民行道路线的影响之是深远的，不仅王阳明之后学受其影响，乃至在近代的第一次思想启蒙运动中，康有为、谭嗣同、梁启超等有志之士亦试图从中寻找救国图存的途径及其传统形上哲学依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