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兴起为提升我国经济影响力和国际地位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中国对外直接投资伴随“一带一路”倡议及相关政策的制定取得了很大的提升,所以对于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影响因素的研究逐渐成为热点话题。中国作为崛起的新兴国家之一,对外投资的研究对象从发达国家开始向新兴国家转变。国家如何有效提升本国企业在对外直接投资中的表现需要学者和企业一起努力去探索和解决。国家政策对于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发展一直产生深远的影响。针对中国经济发展现状,党的十九大报告调整了侧重点:在经济从高速发展逐渐转向高质增长的客观表现下,要着力发展供给侧改革,发挥市场作用力,并提出减少政府配置资源,注重发展高效性等要求,这对政府在正式制度的制定中提出了新的要求。从中国国情出发,国家存在东西部发展不均的现状,这与地方政府的制度差异有所关联,加上企业对外直接投资对于国家经济发展的重要性不言而喻。因此,本文认为对于中国区域正式制度对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研究具有价值。本文研究以政策导向为背景,从中国区域正式制度角度出发,意在深层探索两个维度:即中国区域正式制度对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区位选择和绩效的影响;同时本文引入国际化经验和实际利用外资额作为调节变量,进一步分析其对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区位选择和绩效中的动态作用。通过数据整理进行统计分析,本文最后得出以下结论:（1）中国区域正式制度对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区位选择和绩效具有影响,且根据区域正式制度的内容不同,影响呈现的结果各不相同。总体而言,绝大多数为正向影响,仅一项为负向影响。因此,政策上进一步开放市场会对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区位选择及绩效产生正向影响。（2）产品市场的发育程度对于中国区域正式制度对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区位选择及绩效中均起到显著正相关作用。（3）调节变量中企业国际化经验和实际利用外资额在中国区域正式制度对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区位选择及绩效中起到负向调节作用。本文具有以下创新之处:（1）首先,在制度理论视角下,学者研究侧重于东道国制度或两国制度差异对母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影响,很少站在母国正式制度的角度研究其对本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影响。（2）现有领域大多应用国家层面的制度数据进行研究,但基于中国各省份经济发展水平和市场化程度各不相同的客观环境下,本文从区域级正式制度入手,探索其在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区位选择及绩效中的影响。（3）中国作为新兴国家之一,在其区域正式制度对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区位选择及绩效的研究中,通过调节变量来论述二者之间关系的研究较少。本文试图从调节作用进行进一步分析,提升对区域正式制度的指导意义。本文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进行了一定的拓展,但仍然存在如下不足:（1）研究框架上存在局限性。本文根据中国各区域发展存在差异的客观事实,探索省份正式制度对其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区位选择及绩效的影响。但影响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因素有很多,本文仅从区域正式制度这个角度进行讨论,且基于现有对制度理论的研究中也可得知,制度理论包含正式制度和非正式制度,而非正式制度同样也是制度研究中的热点话题。因此,本文在全面性上还有所欠缺,可能还包含其他制度变量会在企业对外直接投资中产生重要影响。（2）调节变量仍有研究的空间。本文所采用的企业国际化经验和省份实际利用外资额是在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研究中的常用变量,但对于其他变量是否具有调节作用的研究仍存在更多思考空间。本文仅选择两个变量进行探索,对于可用于研究调节作用的众多变量而言仍有很多不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