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楼梦》是中国四大古典名著之一，具有高度的艺术性和巨大的文学价值。小说成功塑造了数百个人物形象，通过文中人物独具特色的言语，读者可以更好的把握人物的社会地位及性格特点。由于古代汉语没有标准化的标点符号，《红楼梦》早期版本中的人物话语和思想只能用“道”，“说道”，“问道”，“想道”，“笑道”等动词引出。在韩礼德投射理论中，这些词属于投射动词，用于投射人物的话语和思想。国内外学者虽然对《红楼梦》及其两种译本进行了广泛的研究，但是在投射动词的翻译方面关注较少。本文检索收集了《红楼梦》及其两种译本（杨宪益戴乃迭夫妇的译本和大卫·霍克斯及约翰·闵福德的译本）前八十回的投射动词，在韩礼德投射理论指导下讨论两译本中投射动词的译法。据本文统计，红楼梦原著前八十回中，有20多种投射动词，出现频率5633次。英译本中的投射动词种类更多，杨译本中采用了117种投射动词，在霍译本中也发现了67种。经检索和对比实例发现，两译本在投射动词的译法以及投射句结构的选择上有不同点和相同点。在投射动词选择方面，杨宪益夫妇相对灵活，霍克斯相对局限在原著含糊的投射动词上。在全面把握原著情节和人物个性的基础上，杨宪益夫妇能够根据具体语境灵活地选择符合说话者态度、性格和身份的投射动词，并挖掘出原著投射动词中未能明显体现的言语功能。霍克斯则相对局限于原文本，他更倾向于采用与原文动词字面意思相近的投射动词。在投射结构的选择方面，两译文在处理投射关系的转化上（主要是将原文投射句中的并列关系转化成主从关系）以及嵌入投射的使用上有相似之处。通过研究，笔者总结了这些异同点的原因。导致两译本投射动词翻译差异的主要因素是译者的文化背景、对原著的理解程度以及翻译的目的。两译本在投射关系转化和使用嵌入投射方面的一致性是受目的语特点及目的语读者接受性的影响。本研究将充实小说中投射动词的研究也将为《红楼梦》及其英译本的对比研究提供一个新视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