借用唯识学概念“现量”论诗，是被后人称为“船山先生”的王夫之在诗学领域的重要创见。本文试图以船山天人思想体系为背景探讨“现量”说由唯识学向诗学的意义延伸:唯识学中的“现量”范畴包含三层涵义——“现在义”、“现成义”、“显现真实义”，体现了人的主观意识与客观世界相接触而心念尚未展开的当下瞬间。而在船山以流动生变的实存世界为本体的思想体系下，人情与物象因其同源共生而呈现相关相感的平行对应关系，诗歌正体现为天人之间自在往来生生不息的授受交流，把握“现量”则要求诗人超越对一己之私的沉溺，以澄澈宽广的胸怀积极面对外在世界，摄取新鲜即时性的感官体验构成诗歌中相生相应的情景结构，从而呈现出“天地动机”与“吾之动机”的高度和谐。在此基础上，本文探讨船山“现量”说与中国诗学传统的渊源，认为“现量”论诗表现为对六朝感物兴会的即兴诗学传统的复归和发展，而与唐宋以来诗人主体情思起统摄作用、以心象熔铸物象的“意境”美学形成一定的否定和反动。考察船山对于具体诗人诗作的批评，其中对六朝诗风的肯定和赞扬正体现了“现量”美学倾向在船山诗学中的一贯性，尤其是在评价陶渊明、谢灵运的抑扬对比中，陶诗因执着的自我表现而遭贬语，谢诗则因对表现外在自然的热情和即兴的表达方式而受到推崇。本文最后讨论了以“现量”论诗的价值与缺憾:倡导“现量”肯定了诗歌艺术的崇高地位，要求诗人摆脱表达的陈套而寻求“身之所历”的直观体验，试图使中国诗重新焕发青春，但因其过重自然景观而忽略社会人生，以及对诗人主体情感过多的限制，又使“现量”说表现为一种保守性的古典品质，并不能真正对中国诗的发展起到导引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