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感,在传统的修辞学上一直被认为是一种修辞手法。自1980年Lakoff和Johnson出版《我们赖以生存的隐喻》以来,人们意识到,通感不仅仅是一种修辞手段,也是一种特殊的隐喻形式,是人类进行思考和行动的认知模式,是人类理解周围世界和形成概念的工具。在语言层面,它是指用一种感官印象的词语来描述其他感官印象的隐喻；在概念层面,其本质是用一类感觉去理解或体验另一类感觉。本研究选取了流传最广、影响最大的唐诗普及读本——《唐诗三百首》作为文本,首先归纳整理出所有运用通感的诗句,然后依次按视、听、嗅、味、触、温度觉作为始源域对各感觉之间的投射进行分类,最后刻画出感觉迁移的模型,统计六种感觉出现的频率。结合概念隐喻和概念整合理论,从认知角度分析通感隐喻的内在本质,揭示语言与思维之间的关系,在此基础上探究唐代诗人在运用通感时对感觉之间投射的偏好。最后,将此投射规律与前人对英语中的通感研究所总结出的规律做对比,分析汉英两个民族在认知上的共性和个性。研究发现：第一,通感中感觉迁移的总体趋势是从较低级感官向较高级感官迁移,其顺序依次为：温度觉、触觉、味觉、嗅觉、听觉、视觉。这符合人类从简单到复杂,从低级到高级的一般认知规律。汉语语料进一步验证了这一迁移方向具有跨语言的普遍性。第二,六种感觉在通感中使用频率不同,其中温度觉是运用频率最高的始源域,而视觉和听觉是运用最多的目标域。第三,诗人运用通感时虽存在差异,但温度觉中“寒”及其同义词“凉”、“冷”和表示味觉的“苦”,这几个词在通感中出现的频率比较高。诗人在表达心中的悲伤和低落的情绪时,通常倾向于运用通感。第四,与西方学者研究成果进行对比发现：英汉语通感的共性远远大于它们的差异性,这与其各自的文化认知背景有很大的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