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秋以降,随着周王地位的跌落,各个诸侯国的逐渐强盛,贵族教育的失宠,社会规范的重新组合与发展,商周以来的礼乐传统受到了极大的冲击,所谓“礼崩乐坏”者。《国风》在《诗经》三大部分所指向的时代最晚,正是处在西周末到东周末——春秋前后,约公元前八世纪至公元前五世纪。而这个历史阶段,即就是被德国历史学家雅斯贝斯称作“轴心时代”的“神秘”时期。他说:“这个时代的新特点是,世界上所有三个地区的人类全部开始意识到整体的存在,自身和自身的限度。人类体验到世界的恐怖和自身的软弱。他探寻根本性的问题。面对空无,他力求解放和拯救。通过在意识上认识自己的限度,他为自己树立了最高目标。他在自我的深奥和超然存在的光辉中感受到绝对”。在这样一个时期里,如何重新面对前代的传统,社会传统与文化演进又如何在互动中和谐统一发展,都是值得思考的问题。那么,在社会文化的大背景下,文学,或者说《诗经》中所蕴含的文学元素,其中所显示出对人类自身、对审美形象的表达,无论是意图从中窥见历史审美,或者社会文化发展的脉络,都是有着重要研究价值和挖掘空间的。从古至今,《诗经》男性形象研究向来为学人所忽略,一般说来,后世对男性形象及风格特质的正面或侧面描述及分析从《左传》始,之后的《离骚》、《史记》均是因对人物描述和形容的精妙笔法而为人所称道,其中“士大夫”、“君子”所指射出的内在修养、形象更是逐渐成为志士仁人的理想和研究重点并贯穿历史始终。但“君子”、“士大夫”范型概念、理想形象的形成却是与《国风》多首诗中所表达出的形象过渡性质,及《论语》中“君子”形象的思想创新与道德转向密不可分的。《诗大序》云:“以一国之事,系一人之本,谓之风。言天下之事,形四方之风,谓之雅。雅者,正也,言王政之所由废兴也。政有大小,故有小雅焉,有大雅焉。颂者,美盛德之形容,以其成功告于神明者也。”从内容论,大致可以说,《风》多写个人,《雅》、《颂》多关国事;《雅》、《颂》则重在建立一个理想的社会,《风》更多的是追求理想的人生。本文便试图通过对《国风》中多首诗歌的解读,勾勒出在春秋理性转向时期中国男性审美形象,并从中瞥见春秋时代审美特质及其对中国后世文学乃至文化的深远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