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存的施蛰存历史小说的研究大多以西方文论为理论依据,同时又经常陷入概念的辩驳中,而就具有自主生命力的每一篇作品而言,很难经得起零敲碎打的解剖方式的。本文尝试着摆脱西方文论的概念,以中国古典文论为论据,把文学当作一个生命体进行整体观照,努力发掘出施蛰存历史小说的一些传统精神价值。　　第一章写了施蛰存历史小说求真求美的史诗风格。史的风格主要表现在求真,有以史为据的英雄事迹之真,也有以情为怀的英雄气概之真;诗的风格主要体现在求美,有诗意的古典境象之美,也有英雄的诗意人格之美。施蛰存的历史小说以诗歌化的语言书写历史,同时又以历史的情怀抒发诗意,继承并发扬了中国史传与诗学的双重传统,使现代小说富有史的理性与诗的感性的双重特征。然而真与美的传统之下缺乏自主的精神主体,即缺失了曾经贯穿于中国文化中宗经求善的道德传统。　　第二章写了施蛰存历史小说独抒性灵的特征。施蛰存笔下的历史小说在战争的历史场景中展开,古典英雄骁勇善战的作风与安逸享乐的心理交织在一起,既有对生存之爱的贪婪攫取,又有对死亡之悲的终极关怀,两者都共存于自由灵动的英雄之心。然而,自由灵动的表象之下却显示出灵魂的变动无常,甚至表现出失却自主地、无以节制地神经质的忏悔,使得中国的古典的英雄传统形象受到了冲击,这种居无定所的精神放逐状态正应和了当时传统价值体系的崩溃境遇,无以复现温良敦敏、浩然之气的中国传统的人格形象。　　第三章写了心灵史诗的道德评判。以儒家道统为主要内容的传统价值体系在文学领域中主要表现为文以载道的思想,而近现代的历史进程打破了这一传统的文学精神,西学之道压倒儒学之道成为社会主流意识形态,同时也出现了食洋不化的现象。尽管施蛰存的历史小说发扬了史传传统的求真传统与古典诗学的求美传统,然而很大程度上摒弃了中国经学传统求善的道德价值,这一核心精神是高于文学及其他艺术形式的最高道德准则,中外艺术在这一点上都是相通的和相似的。《中庸》说:“道也者,不可须臾离者也,可离非道也。”道与德是内外一体的,是天道与人德的合一。在文学领域中,道主要表现为求善的道德准则。施蛰存的历史小说在融入西学的个人主义精神的同时,失却了中国传统精神的统摄地位。因此,只有中国道统精神重新归位于其制高点,才能促进中国现代文学和文化精神的包容性与纯正性。　　第一章与第二章主要写了施蛰存历史小说的史诗心灵的主要内涵是什么,其在作品中的具体表现是怎样的,同时指出其缺陷,并为第三章做好铺垫;第三章主要写了心灵史诗的道德评判,进一步揭开施蛰存历史小说中民族精神的架空现象,最后站在道德的制高点上呼吁传统精神主体的现代回归。论述过程有丰富的作品引证,文论基础也几乎全用中国古代文学理论和儒家经学著作的内容。　　本文的创新有两点:第一是这种论述方式一反现代西方文论体系和话语对现代文学和古代文学的理论研究的主导地位,减少古代文学与现代文学的隔阂,挖掘并发挥古代文论对现代文学的批判作用,这是现有的施蛰存作品研究中所缺乏的;第二是本文的指导理念向传统主流的文学思想回归,重新拾起曾经作为主流并贯穿中国文学和华夏文明两千多年的经学的传统,这种经学传统也是当今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应有之义。这种尝试不是教条地复古,而是试图修复现代中国文学所丢失的一些民族文化精神,让现代文学的心灵真正能够承载起几千年的历史文化底蕴,而不仅仅近百年的新文化,同时在行文中也生发出一些道德精神与生命情怀。　　论文的不足之处是论据与论点的结合上有些不够严密,整体结构上有些不协调,一些语言的表述上可能有失偏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