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刑法第310条对窝藏罪的对象规定为“犯罪的人”,而根据刑法第362条规定又使得窝藏的犯罪对象不仅限于“犯罪分子”。学界对窝藏罪犯罪对象进行了不同角度解读却不尽人意,究其原因还是现行立法不符合法律条文明确化要求,所以,将来修法应当将窝藏罪犯罪对象明确规定为罪犯、犯罪嫌疑人、刑事被告人。根据我国刑法规定,窝藏罪的行为方式表现有:提供隐藏处所、财物,帮助其逃匿。窝藏行为与知情不举不同,窝藏罪表现为明知是犯罪的人而为其提供帮助的行为;而知情不举则表现为明知是犯罪分子也知晓犯罪行为而不向司法机关告发。窝藏罪与包庇罪不同,包庇行为是指行为人向司法机关作出与自己内心认知不相符的证明的行为。而冒名顶替犯罪人的行为是否应定性为窝藏行为,应当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另外对私了行为也不能作为窝藏罪来处理。对于指使肇事者逃逸用窝藏罪进行评价不具有合理性。针对窝藏罪行为方式存在的不足,建议将其修正为:提供隐藏处所、财物,或者提供其他便利条件帮助其逃匿的行为。根据刑法的限制,窝藏罪的行为主体为一般主体,犯罪分子本人窝藏自己的行为,不构成窝藏罪;共同犯罪人之间的窝藏行为属于共同犯罪行为的一部分,也不构成窝藏罪;犯罪的人鼓动、煽惑他人实施窝藏自己的行为的,自然也不能以窝藏罪论处。根据刑法第362条的规定,窝藏罪还存在特定主体,即旅馆业、饮食服务业、文化娱乐业、出租汽车业等单位的人员。通过反思我国现行刑法未在窝藏罪犯罪主体中限定亲属的弊端,借鉴域外关于亲属主体豁免的规定,结合中国传统的“亲亲相隐”,建议我国刑法应对窝藏罪中亲属主体做豁免处理,以使我国刑法能够更好的与传统法律文化相承接,使我国刑法更能体现人道性。窝藏罪特殊形态包括停止形态、共犯形态、罪数形态。窝藏罪属于行为犯,只要行为人完成了窝藏行为,犯罪即告既遂。行为人在窝藏犯罪对象后,主动向司法机关举报犯罪对象行踪的并不当然地构成犯罪中止,只有在其主观上有主动停止窝藏行为的意思,在客观上已经停止了窝藏行为的继续进行,并且有效地避免了对司法机关执法活动的阻碍,甚至在一定程度上将掌握的犯罪对象移交于司法机关才有可能成立窝藏罪的犯罪中止。事前通谋事后实施窝藏行为应界定为“本犯”的共犯;窝藏行为人与“本犯”之间不存在“片面共犯”。正确处理窝藏罪还要注意该罪与其他罪的竞合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