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琉球学”在日本为显学，琉球官话系列课本是琉球学中核心课题之一。利用在海外发现的珍贵语料与汉语史、汉语方言结合起来进行语法研究，是目前汉语语法最受瞩目的研究领域，也是现代汉语语法和汉语语法史中值得开发的新领域。“得”、“替”、“给”的研究成果可谓汗牛充栋，但由于清中叶南方性质语料的缺乏，学界对一些问题的认识还有待进一步加强，而且从类型学视角考察多功能语义的成果还比较少见。　　基于此，本论文选择海外珍藏文献琉球官话课本中“得”、“替”、“给”及相关问题为研究对象，试图借鉴类型学、语义地图、语法化、语言接触等理论，采用共时描写与历时比较相结合、定量考察与定性分析相结合的方法，以琉球官话课本中的“得”、“替”、“给”及相关范畴的表现为出发点，以相关范畴在同时期不同地域色彩文献中的使用情况为横向线索，以汉语史上的历时地域表现为纵向线索，以南方方言、南方壮侗、苗瑶语族与北方方言、阿尔泰诸语的类型差异为平面，形成“点线面”结合的“波状”扩散型面貌，将与之相关的三种范畴置于现代南北汉语方言及少数民族语言的类型学视野中观照，在语义地图上显示南北类型上的分布特征，进而得出南方方言、南方壮侗、苗瑶语族与北方方言、阿尔泰诸语的类型差异，这对于研究近代语法向现代语法的过渡演变、现代汉语语法自身的演变、“官话”的性质、南方对外汉语教学史、拓展语义地图模型理论应用领域、丰富语言类型学研究等方面均有重要的意义和价值。　　得出的主要结论如下:　　第一，再次印证琉球官话课本具有“南方官话”性质。因为有的近代汉语的现象甚至不再发展演变，在南方方言中得以沉积，通行于当今的南方地区，且从南向北呈现出地域特征逐渐淡化之态势，琉球官话课本中的“得”、“替”、“给”即如此。在找出琉球官话课本系统内部“得”、“替”、“给”共同点基础上，与同时期体现共同语北京官话、中原官话、江淮官话的语料中的同类现象进行对比，并从历时的地域性角度加以分析，从而再次印证琉球官话课本的南方地域特征。第二，三大范畴在南北方言及少数民族语言中存在类型差异。琉球官话课本和南方方言与“得”、“替”、“给”相关的能性范畴、与事范畴、给予-使役-被动范畴的表现与南方少数民族语言类型上的一致，而与北方方言及阿尔泰语表现类型上的分野，为学术界注重从语序类型学角度观察汉语事实的眼光提供一种语义类型的新视角。　　第三，普通话兼具“最大公约数”与“最小公倍数”的性质。本论文重视琉球官话课本与背景方言现代表现的沟通研究，在充分论证“南方官话”性质的基础上，提出现代汉语普通话兼具“最大公约数”与“最小公倍数”的性质。　　第四，修正了前人的某些结论。在琉球官话课本“得”、“替”、“给”及相关语法范畴研究的基础上，本论文力图打通古今，对汉语这三大范畴研究中存在的尚未得以很好解决的问题进行探讨，对一些模糊失误之处加以梳理澄清，以求从一个侧面对整个汉语相关范畴的研究有所促进。由于对琉球官话课本语言材料的一手利用，本论文对汉语历时发展研究中一些不够全面、准确的描述加以补充、修正，如论证了与事介词“替”表与事范畴三大关系之间的演变关系是“受益——指涉——相与”而非其他;对两种版本《人中画》的比照，为使役二分的合理性及必要性提供文献证明，并对使役-被动的关系提供材料的补充;对一些不合乎客观事实的论断也提出质疑，如有学者认为“我唱给你听”是个使役句式，但我们基于琉球官话课本的语料及南方方言、少数民族语言的事实，发现这类句式有地域特征——多在有南方使用，北方则较少使用，并且“给”（或与“给”同形的给予动词）可以省略的事实说明它并非使役动词，而仍是弱化动词。　　最后，汉语自身发展的演变是内因，外部接触是外因，内因机制决定了汉语的发展性质及方向，但是外因也通过内因对汉语的演变起到推波助澜的作用。本论文基于琉球官话课本三大范畴的表现形式，考察南北方言古今的类型差异，同时考察在现代南北少数民族语言中的类型差异，并在语言事实的基础上，得出三种范畴表现的类型差异是有着深层的底层原因或接触影响的结论。将语法范畴的共时类型与历史、语言接触等综合因素考虑在一起，可以为汉语自身的演变或发展提供线索。例如，在找出南北方言表达与事范畴存在类型差异的基础上，我们结合调查的语言事实，认为南方方言主要是汉语内部自身发展的延续，而普通话、北方方言与事范畴的表达也许不只是语言其内部发展的必然结果，或许可以从与阿尔泰语的接触寻找到更为合理的解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