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市场经济中,上市公司和银行都是具有独立经济利益并自主经营的经济主体。银行是一种以营利为目的的信用机构,而上市公司则依靠信用获取资金,因此二者之间是典型的信用关系,讲求诚实信用最大化原则。目前,我国上市公司仍然没有打破以中介贷款融资为主、证券融资为辅的融资格局。可以说,在转轨经济时期,我国上市公司的融资结构失衡情况比较严重,上市公司的债务融资过度依赖于银行。一方面银行的融资活动随着上市公司的发展而日益活跃,且领域不断扩大,这对上市公司的发展起着积极的促进作用;另一方面公司有资金需求,需要从银行融资,其返还的贷款利息是银行利润的重要来源。可见,银企双方在市场约束和双方博弈下形成为各自均能接受的市场条件,进而完成融资交易的双向选择过程。然而由于上市公司盈余管理现象非常普遍,现有银行债权保护措施的不力,实践中上市公司逃废银行债务的现象屡禁不止,导致了大量银行不良债权的产生。那么,银行对上市公司盈余管理具有监督功能吗？以往的上市公司盈余管理研究主要集中在盈余管理的动机以及上市公司董事会特征、主要股东和审计意见等内部治理结构对上市公司盈余管理的监督作用方面,没有针对性地直接涉及到外部治理结构(诸如银行)对上市公司盈余管理监督机制的理论研究和实证研究。　　 为此,本文首先从外部公司治理结构的角度构建了银行监督上市公司盈余管理的理论分析框架,探讨了银行监督上市公司盈余管理行为的理论影响因素。之后,本文以中国上市公司2004-2007年的非金融类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针对理论研究假设进行了实证研究。　　 本文各章节的主要内容如下:　　 第一、本文对已有的银行监督理论与上市公司盈余管理理论文献进行了比较全面的归纳和总结。由于国内外银行监督理论和上市公司盈余管理理论相对独立,因此,本文分别就这两方面进行归纳和综述。在银行监督理论方面,主要从产业组织的规模经济和范围经济的角度对银行委托监督理论进行了分析综括,介绍了银行业市场结构、多重均衡问题、贷款分散化与银行委托监督内在逻辑,以及对“胜利者诅咒”、差异化产品信息、银行竞争与银行委托监督相互关系的研究进展进行综述。国内外关于上市公司盈余管理的理论与实证研究主要从上市公司盈余管理的三大动机与内部公司治理机制和盈余管理的关系等方面进行了研究。最后通过梳理出已有的相关参考文献的时间和演化路径,并指出以往研究的不足。　　 第二、从外部公司治理机制的角度,建立银行监督上市公司盈余管理的博弈理论分析框架。首先从单阶段和无限重复博弈模型的角度出发,对上市公司盈余管理的银行监督机制进行了理论分析。其次,从不完全信息条件动态博弈的角度出发,对上市公司盈余管理的银行监督机制进行了分析,得出在信息不完全对称的条件下,银行能通过上市公司的信号显示功能甄别出不同类型的上市公司,通过抵押贷款、存款关系的维系以及借新还旧和贷款方式能够有效监督上市公司的盈余管理行为。最后,还进一步分析了在银行和上市公司合作博弈的利益分配中,银行的监督力度和上市公司不盈余管理的水平与其得到的利益分配比例呈正相关关系。如果银行提高上市公司的收益比例,可以激励上市公司不从事盈余管理的意愿,从而降低了银行的监督力度并且也相应地减少银行的监督成本,达成“双赢”的局面。　　 第三,针对第四章的理论研究得出的研究结论,本文从银行债权在上市公司盈余管理的综合治理效应和短长期银行债权对上市公司盈余管理的期限治理效应研究银行的监督能效,针对银行监督力度与借款人盈余管理之间的关系进行实证研究。之后,针对银行在抵押贷款、贷款类型和银行存款方面对上市公司操控自由现金流行为的影响进行了分析。总体研究发现,银行对上市公司盈余管理和自由现金流方面能够起到一定的监督作用。　　 本文的主要创新点表现在以下几点:　　 第一、以往国内外研究主要从金融中介理论入手探讨银行对企业的监督问题,研究比较笼统,本文从外部治理结构出发直接针对银行监督上市公司盈余管理建立了理论研究框架。首先,基于单阶段和多阶段博弈论的视角对银行监督上市公司盈余管理进行了分析,得出在现有体制下,上市公司的盈余管理行为是不可避免的,它的存在正是博弈均衡的必然结果并且给出了相应因素(监督成本、监督效率和抵押品价值等)对均衡结果的影响;同时,指出银行只有加大惩罚力度、健全自身的公司治理机制以及完善关系银行业务等措施提高银行的监督效率,才能有效地降低上市公司盈余管理程度。其次,基于不完全信息条件的银行监督上市公司盈余管理进行了理论分析,得出银行能通过上市公司的信号显示功能甄别出不同类型的上市公司,通过抵押贷款、存款关系的维系以及借新还旧和贷款方式能够有效监督上市公司的盈余管理行为。最后,在银行和上市公司合作博弈的利益分配中,银行的监督力度和上市公司不进行盈余管理的水平与其得到的利益分配比例呈正相关关系,即在合作中各方获得的分成比例的高低取决于各方意愿付出的程度。如果银行提高上市公司的收益比例的话,可以激励上市公司不从事盈余管理的意愿,从而降低了银行的监督意愿并且也相应地减少银行的监督成本,达成“双赢”的局面。　　 第二、与以往国内外研究主要从上市公司的董事会,股东特征、审计意见等内部治理结构入手探讨盈余管理不同之处在于,本文从外部治理结构出发直接针对银行监督上市公司盈余管理进行了实证研究。本文将银行债权从公司总债权中分离出来,专门研究银行债权在上市公司盈余管理的综合治理效应;从债务的期限结构角度研究银行短期和长期债权分别对上市公司盈余管理的期限治理效应。对银行债权的综合治理效应和期限治理效应采用线性模型和二次函数模型进行实证研究。研究表明,总贷款规模、短期贷款和银行声誉与借款人盈余管理显著的负相关关系,即总贷款规模和短期贷款越大,银行声誉越高,借款人盈余管理程度越小,说明我国银行对借款人盈余管理行为具备一定的监督作用。长期贷款对上市公司盈余管理的治理效应不明显,可能是由于长期债权占比少,导致银行整体债权对上市公司治理效应较弱。银行数目对银行监督上市公司盈余管理相关度不大。由于借款人存在其他间接融资的动机(如IPO等),银行存款不能作为银行监督借款人的代理变量,这一结论和外国文献的研究基本类似。贷款抵押、借新还旧和贷款类型等贷款特征对银行监督上市公司盈余管理方面起不到制约作用。实证研究结果基本能够验证第四章提出的理论研究结论。　　 第三、现有文献在得出银行债权和上市公司自由现金流的负相关关系研究结论时并没有考虑债权特征只是从一般意义上或整体的角度进行分析,与此不同的是,本文针对抵押贷款、借新还旧和贷款类型等银行债权特征以及银行存款方面对上市公司操控自由现金流行为的影响进行了实证研究。研究结果表明,银行在抵押贷款、贷款类型和银行存款方面对上市公司操控自由现金流行为起到一定的监督作用。但是借新还旧和上市公司操控自由现金流行为没有明显的相关关系,可能是因为借新还旧贷款占比比较低,自然银行对之影响较弱。　　 这些理论研究和相关实证研究对于从外部治理机制的角度研究上市公司盈余管理方面有一定的参考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