道教在李唐皇室假借老子后裔之名树立授命权威的同时,便在某种程度上获得了御用宗教的地位。有唐一代,道教获得了李唐政府强有力的支持,此为历代史家之共识。也许是因为道教与皇权间的关系过于亲密,治史者难免出现以偏概全的现象。事实上,唐代道教传统与国家管理之间也存在着矛盾,在唐代政教关系中也有不和谐的因素。隋唐以来的道教在世俗政府的大力倡导下,逐渐确立了宫观化的发展模式。在这种情况下,道士集体住观修行成为大势所趋。然而在道教经典文献中,多见于南北朝时期的山林隐修传统依旧获得着道内的承认,而在现实修道实践中,践行这一传统的道教徒也大有人在。修行方式的不同意见构成了世俗政权与道内传统之间的矛盾。在宫观使用权限方面,唐代道教与政权之间存在着较大的分歧。唐代道教宫观的一个显著特点是其具有较强的开放性,世俗之人与宗教修道者可以相互杂居。而从官方维护政治稳定的角度来看,这种圣俗混杂的情况具有潜在的危险性。职是之故,官方不断地对道观进行了清整。道教面临政权的这一意图并未主动求变,而是力图在圣俗混杂的情况下尽量保持其宗教的神圣权威,从侧面显示了坚持接纳世俗凡客的决心。道门弟子违背国家宗教人员管理制度的现象构成了道教与国家之间冲突的具体内涵。鉴于宗教势力在改朝换代和政治斗争中频繁登场,唐代政府对道教人员在日常交往与行为两个方面进行了限制:严格禁止道教徒密切接触世俗凡人;更张道教徒从事医疗、卜筮的传统习惯。但道教面对世俗政权强加的拘限,从未表现出俯首听命的姿态。道教宫观在发展经济的过程中与世俗政权也存在着矛盾。李唐政府对道教徒进行授田、赐爵或赏赐,从而为道教的发展提供了基本物质基础。道教通过广泛参与世俗经济活动,逐渐成长为势力强大的经济实体,对于土地、人口资源的大量占有引起了国家政权的严重不满,官方针对道教经济势力的打击在所难免。而现实宫观存续的需要和道内经济伦理的支持为道教对抗国家的打击政策增添了巨大的勇气。唐代政府为加强意识形态领域的控制力,在唐前期发起了致拜君亲的号召,然而道教始终没有迎合世俗政府的这一主张,道内文献建立了有别于世俗价值取向和充满宗教意味的忠孝价值体系。随着开元年间国家力量的逐渐强势,道教与佛教一样选择了向世俗伦理屈服。但新传统似乎并未完全成为道内公认的实践标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