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民的“解放”，可能既是一个历史的实践问题，同时也是一个关于想象的问题。原因在于，在“革命”中国，即1949年以前的旧中国时期，与通常所称的存在着帝国主义、封建主义、以及官僚资本主义等三大社会压迫的说法相适应，农民的“解放”被很自然地理解成（或者说想象成）农民的土地问题和“翻身”问题。这在民主革命年代曾经被简洁地表述为“打土豪、分田地”，以及表现为1920年代后期直到1950年代初中共的各种土地法令等。但是，上述对于农民“解放”问题的理解，应该说同时具有比较明显的历史的时间性。以“十七年”为例，前述中国农民的“土地还家”和穷人“翻身”的愿望，在新的人民国家的时代，均已经在事实上逐一得到了实现。这些正是农民的“解放”问题在后续历史实践方面的呈现。但是，在新的历史实践的基础上，“解放”问题也可能悄然诞生了某些新的、纠结的理解或者想象，它们形成了对于当年社会主义“新生活”的诸多理解差异，从而使得问题趋于一定的复杂化了。应该说，正是在这个新的理解/想象的层面上，农民“解放”的涵义重新成为今天我们可能仍然需要继续讨论的“问题”。本文试图依循着1949－1966年间原始的历史材料、小说文本、以及主体想象等彼此交织的层面，努力促成“十七年”农村小说的叙述展示出它自身的复调特性。——或许，这是对于“舆论一律”时代社会主义农村小说进行再阐释的可能条件，虽然它也会带来新的问题。当然，这也意味着本文的文本细读与文化研究相结合的讨论方式，这包括以“故事”作为场域、将“叙述”区分为不同层次、视“叙述”为矛盾闭合点、信赖历史编纂学事实的“真实”观、以及“永远历史化”等途径，尽管它们可能算不上是最好的方式。本文分为四章。第一章，“单干农民：乡村政治及土改叙述下的处境化问题”。本章将1940年代以后的农民小说看作后续十七年农民小说的“前史”，主角就是单干时代的农民。本章试图发现影响到后来1949-1966年农民小说的几个大的话题，如封建性空间、个人、欲望、以及历史化等。本章争取呈现传统、现代、革命等复数话语下的中国农村的复杂面貌，并将农民的“解放”重新上升为我们需要讨论的问题。第二章，“互助组农民：革命话语下被压抑的欲望形式化”。本章涉及了以下主要话题：当年在“组织起来”的号召下，“劳动”和“尊严”的观念如何被凸现出来，同一过程中“欲望”又是怎样悄悄地遭逢了全面的抑制；如何出现了农民解放的“形式”想象——如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条道路的斗争”，它引发了什么样的文学问题等等。本章尝试说明，革命话语下欲望的形式化通道的被压抑，可能留给了整个社会主义文学持久的和结构性的动荡不宁。第三章，“初级社和高级社农民：集体的想象与困厄的个人”。本章主要讨论社会主义农村小说中“个人”怎样历史性地进入了与“集体”的纠葛当中，“个人”与“集体”两者的关系及其困境等问题。本章试图说明，“集体”仍然是中国农民所需要的；但是如果农民的“个人”在集体之内没有被赋予应然的承认，反过来也会对于原本就由他们所构成的“集体”产生根本性的损害，从而使得农民“个人”与“集体”的间性关系可能面临着全面溃散的危险。第四章，“人民公社农民：‘解放’的景象及其讲述的再历史化”。1950年代末的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虽然遭遇了挫折，但是这一浪漫主义运动却在文学上激发了诸多热烈的想象。这些想象指向了超越当时现实困境的某些反思性和可能性。本章希望能够重现1950年代末到1960年代前期文学－政治的复杂关系，并从中钓沉某些被淹没的积极的想象。本章试图说明，这些想象恰恰是今天我们已经淡忘掉的，从这个意义上，它们是另一种意义的历史“真实”。结束语，“重新期待‘人民性’文学”。农民隶属于“人民”。也因为如此，“人民”/“人民性”文学似乎值得我们期待：让农村小说中农民及其生活的想象与叙述重返尊严和平等的维度，让“解放”的讨论返归实在界，使“问题”得到命名，这或者是农村小说以后的可能出路之一。无论如何，我们总会想象未来。对于20世纪中国农民的“解放”故事及其故事的讲述，尽管很难说有哪种阐释方式是最终更为有效的，但是我们的文学与批评，却业已向我们提出了一项艰难的任务：经由怎样的路径，我们方能恢复（更准确的说法可能是“建构”）那个失落的主体间的“承认/认同”关系呢？本文也谨此希望，通过相关的讨论，能够绵薄地有助于让农民成为新时代“解放”意义上的“人民”，让农村生活，也纳入到通常意谓的“好生活”的场域中去，使“平等”、“正义”和“尊严”等曾经温暖我们的原则，在我们的想象和叙述里被重新镀亮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