医疗红包作为中国医患关系中的重要内容受到公众、媒体及政策制定机构的高度关注。由于红包具有地域文化特点，国外的医患关系研究很少涉及到红包。鉴于红包的敏感性，国内的研究也多是理论层面上的讨论和分析，缺乏对红包现象的实证研究。本文使用信任理论与关系理论，对医疗红包问题进行实证研究。从患者视角研究送红包想法、送红包行为和行为结果后的患者感受，对红包发展过程予以展现和剖析。　　本研究使用对出院患者的问卷调查与深入访谈相结合的方法，在北京市三家大型公立医院回收有效问卷438份，采集21个深度访谈案例。基于问卷调查数据，本文描述了红包现象存在的状况、分析送红包动机的主要影响因素。通过对访谈材料的分析，试图解释患者送红包的动机、展示行动过程及结果。　　研究发现，患者选择医生的前提是对医院和医生建立了高信任预期。医患信任存在高风险性，但患方因对信任风险进行评估能力不足，期待通过“关系”降低信任风险。医疗红包是患者与医生建立关系、强化关系的工具性手段，目的是降低信任风险，争取健康利益最大化。主要研究结论如下:　　1、患方在就医前对医方建立了较高的信任，但了解程度低于信任程度。论文提出将医患信任划分为医技信任和医德信任，问卷结果显示，患者对医生的医技信任程度高于医德信任程度。　　2、研究发现，患者给予医生的信任中存在医德信任风险，且医患信任较一般人际信任具有更高的风险性。因医患信息不对称等原因导致患者对信任风险性的大小缺乏判断能力。　　3、患方送红包动机有多种，其中降低信任风险是最主要的动机。对送红包动机影响因素的定量数据及访谈分析发现，自觉疾病严重程度高、接受手术治疗的患者更易产生送红包想法。在现有文献的基础上，本研究提出，患者通过与医生建立和强化关系降低医患信任风险，而红包在关系的建立过程中发挥了重要的工具性作用。　　4、当患者认为信任风险较低时，治疗前不会产生送红包的想法。当治疗结束取得满意的效果时，有的患者会以红包的形式表达对医生的感谢与尊敬，期待将医患关系发展为长期朋友关系。　　5、医生是否接受红包、接受红包后的行为变化以及治疗效果对本轮信任的维持和新一轮的信任建立具有影响。为降低信任风险的红包，医生拒收可获得高医德评价;收受但治疗效果好信任可维持;收受且效果不好获得低信任评价。表达感谢的红包，无论医生是否收受，都会获得高信任评价。　　6、本研究首次对红包进行了分类，以红包送予的时间点划分，可分为治疗前红包和治疗后红包;以红包对关系的构建功能划分，可分为构建型、强化型和发展型;以送红包目的划分，可分为降低信任风险、表达感谢和维持信任。　　论文提出对医疗红包问题的根本解决应从社会医疗体制、卫生服务资源供给和医生收入分配机制入手，期待本论文对红包现象的分析和解释能为体制机制改革提供理论参考。调查发现，绝大多数存有送红包想法的患者在医疗过程中打消了红包想法，原因是在治疗过程中通过信息补充提高了信任风险评估能力。因此，建议医院、医生和社会应多方努力，通过加强医患沟通、人文关怀、正面宣传等手段帮助患者提高信任风险评估能力，减少因信任风险带来的红包行为、消除红包行为的负面影响，改善医患关系、促进医患和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