股东获得公司盈余分配的权利是股权的重要组成部分,基于公司内部利益平衡的需要,以及盈余分配请求权基础独立的必要性,强制盈余分配请求权得以产生,《公司法解释四》第十五条规定的非基于股东会决议的强制盈余分配请求权是司法突破公司自治而救济股东权利的依据。本文基于《公司法解释四》第十五条的实践情况,总结出强制分配请求权在实践中的不足,并借鉴域外理论与立法、司法经验,具有针对性地提出对现存不足的完善路径。导论部分提出了本文要研究的问题,并对国内外研究情况进行综述,分析盈余强制分配问题本身及其前提问题的研究,总结出国内外前人的观点,并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以法理分析、比较研究、实证分析为研究方法,提出了本文的研究路线图。第一部分首先解决理论基础,论证强制盈余分配请求权的正当性。该项权利的法理基础在于:第一,公司当中利益平衡之需要,几对利益冲突仅靠合同和市场无法完全平衡;第二,请求权基础独立之必要,强制分配才能呼应股东分配的需求。通过法理分析论证了强制分配请求权不仅应当存在,而且应该得到足够的保障。接着对商业判断规则的适用进行反思,因其适用条件并不充分成立而不得阻碍司法的介入。进而对强制盈余分配请求权正当的限度进行探索,司法能动应当受到司法克制,此前提下司法介入公司自治是合理正当的。第二部分首先明确强制盈余分配请求权的法律依据,接着对其司法实践情况进行综述和分析。通过收集在裁判文书中援引《公司法解释四》第十五条的案例,采用数据归纳和个案聚焦的方式,分析此类公司盈余分配纠纷的特点,总结强制盈余分配请求权在我国实践当中的不足之处集中在决议以外的分配安排、股东滥用权利的要件认定、中小股东举证以及大量相似诉讼所显示出的滥诉风险上,得出需要完善的问题。第三部分对当前盈余强制分配请求权保障的不完善之处展开理论分析,以疏通问题与对策之间的理论通道。第一,契约法与团体法中合同自由限度存在差异,因而股东就盈余分配形成协议也不能取代决议;第二,权利滥用论争未定,其内涵的厘清、标准的明确仍然是理论界探究的问题;第三,商业判断规则思路下的举证责任分配未充分考虑中小股东在公司中的严重信息不对称,导致了举证难的困境;第四,滥用诉权的认定也有被滥用的风险,对滥诉风险的遏制不应当转化为对诉权的遏制,而要强化其他救济途径,以此减轻诉讼压力。第四部分对域外有参考意义的立法、案例进行研究,总结经验启示。具体包括加拿大公司法中有关股东协议取代公司治理的规定显示出在公司法中合同自由的有限性;英国不公平损害制度中的合理期待原则体现出从股东权利保护的角度出发对股东受损害的证明责任分配;美国Wilkes案中确立的三步检验法对商业目的与行为手段是否合乎比例的检验;德、日股东质询权和美国股东提案权为股东提供有力的内部救济。第五部分在前文的实践总结及理论分析的基础上,结合域外的经验启示,对强制分配请求权的完善提出建议。对于前文所归纳的司法实践中体现出的问题,究其根源提出相应的对策,包括发挥章程的预先救济功能、明确股东权利滥用的内涵及标准、合理分配举证责任、强化内部救济。本文采取了从理论基础到立法情况,再到司法实践的研究路线,在对司法实践的研究中既进行了大量数据统计,又着眼于典型个案分析,总结司法实践中存在的问题,并进行理论分析,结合域外立法及实践经验,最终提出完善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