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村的医疗保障是社会保障系统的主要构成部分，农民作为中国最大的群体，他们的医疗卫生状况如何对于整个社会来说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如何切实解决好广大农村居民的医疗保障问题关系着国计民生，关系着具有社会主义特色的新农村建设能否健康持久地发展。建国初期，农村合作医疗制度为农民的看病就医提供了保证，符合当时的国情和农村集体经济的特点。但自从1979年中国的经济改革以后，农村经济体制产生了较大变化，集体经济渐渐淡化，农村合作医疗因失去了集体经济的融资和支持，覆盖面大幅减少，合作医疗体系的运行也出现了较大的问题。针对这些问题，我国从2003年开始试点实施新型农村合作医疗，经过几年的试点改革与实践工作，新农合建设取得了一定成果，广大试点农村地区农民的就医状况有所改善，随着政府的投入不断加大，农民医药费用支出压力得到一定缓解，医疗服务质量也有一定程度的提高，新农合的参合率不断上升。但是随着试点工作的不断深入，新型农村合作医疗也显现了不少问题，一些制度规则上和执行上的缺陷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广大农民的参合积极性，农民“因病致贫”、“因病返贫”的问题没有得到根本上的解决。新农合具有医疗保险的性质，政府补助，农民自愿参加。其自愿性而非强制性的特点决定了农民拥有选择权，因而农民的参合意愿对于新农合能否顺利实施并充分地发挥作用起着关键的作用。只有农民参合意愿显著提高，参加新农合的人数规模大，才能有效地分散风险，保证融资资金充裕，提升医疗服务水平。研究农民参与合作医疗意愿及其影响因素为新农合政策的改进及进一步实施有着重大的意义。总结此前的相关文献，显著影响农民参合的因素主要有:年龄、性别、受教育程度、收入、获得的补偿、参合费用、对自己的健康评估、村现有的医疗水平等。以往的研究有两方面的缺点:一是对中国农村农民的参合意愿影响因素的分析多为基于数据的描述性统计而非精确的计量模型，因而得出的结论欠缺准确和科学;二是对影响因素的考虑上多是集中于农民的个人特征和行为，较少关注集体关系和集体行为，只有少数文献提到了农民对于合作医疗的种种顾虑和不信任会影响参与合作医疗的可能性。在中国，农村经济具有特殊性，尽管经过了家庭联产承包的改革，农村经济的生产方式和行为方式仍具有鲜明的集体经济特征。在集体经济中，集体行为和集体关系都会对经济体的行为和产出产生重大的影响，因此本文引用了社会资本这一概念作为影响农民参合意愿的主要影响因素之一。此前社会资本的相关文献表明，衡量社会资本的两个重要指标是信任和互助程度。人们之间的信任和合作会促进集体行为，达成共同目标。其中信任分为对领导的管理能力和执行能力的纵向信任和对群体内其他成员广泛的横向信任。在中国，由于历史上一些特殊的因素导致农民存在对合作医疗制度上以及管理者执行上的不信任，因而本文主要研究纵向信任对于参合意愿的影响。互助水平以集体内的平均互助水平进行衡量，即将个人评估的互助水平以村为单位加总平均。本文以查阅相关文献资料以后甄选出来的影响新农合农户参合意愿的因素为参考选择解释变量，除采用信任和互助水平作为主要指标的社会资本来分析对参合意愿的影响外，还加入了影响参合意愿的村民个体特征、村级变量以及其他因素作为控制变量。本文基于2002年CHIP农户调查及村调查数据，对调查问卷的问题进行相应的数据处理和数据分析后采用二元Logistic模型进行回归分析。被解释变量为表示农户是否参合的离散型二元虚拟变量，解释变量为以离散型虚拟变量衡量的社会资本以及其他相关控制变量。回归结果表明，对领导人的纵向信任和村平均互助水平两者都与农民参合意愿显著相关，这表明群体内的社会资本对于农民参与农村合作医疗的积极性起到了重要的作用。同时收入也是制约农民参合的重要因素。虽然本文采用的是新农合之前的数据，但对农民参与合作医疗的影响因素的考察为新农合的顺利推行起到了良好的借鉴意义。　　本文共分为五个章节。第一章为导论，本章首先介绍了我国农村医疗保障体系的概况和发展，引出了文章的研究背景和研究意义，阐述了本文的研究思路和研究方法，并指出了可能存在的创新及不足。同时对影响农民参合意愿的因素以及衡量社会资本的相关文献进行了回顾和总结。第二章介绍研究分析框架，说明选用的模型和对解释变量的选择。第三章则对数据进行介绍，对已有数据进行分析描述，量化各个解释变量及被解释变量。第四章为结果分析，对计量模型进行检验，并对计量结果进行解释和讨论，考查对影响农户参合意愿的相关因素，接着加入了两个重要的控制变量，对于一个更小样本的回归的结果进行了分析，并与原回归结果进行比较。第五章为政策建议部分，根据计量分析得出的结果，从三个方面就如何强化农户参合意愿提出了一些具体建议，即政府责任和执行能力的改进、新农合制度方面的改进以及筹资机制的改进，以期对于促进农户积极参合，改善农民生活水平，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具有一定的建设性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