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时期,由于中日各自的国内环境不同,发展目标不一致,导致中日与对方交流的出发点大相径庭。晚清中国内外交困,弊病丛生,政治体制僵化,难以开拓进取,又因外部屡遭列强压迫,每一项行动都受到列强的极大牵制,故晚清中国整体的国家战略是内向的、保守的。日本虽与中国有过同样遭受列强欺压的经历,但在明治维新以后积极调整国家战略,极力向欧美国家学习,并进而制定了以侵略朝鲜、中国为目标的“大陆政策”,故而近代日本的国家战略是外向、开拓型的。日本为侵略朝鲜而与清朝订立邦交,这是近代中日初次交涉的直接原因。近代中日的初次交涉具体包含中日订约与日本侵台两件事。中日立约的过程较为繁杂,具体由1870年日本遣使来华请求立约、1871年中日议定条约稿本、1872年日本要求改约被拒、1873年双方换约这四个阶段组成。中日两国国情的根本差异导致双方立约的目的也完全不同:日本是把条约当做侵略朝鲜的跳板,而清政府将之看做联合或羁縻日本的有效手段。考虑到这一点,在立约过程中清政府官员的强硬态度与日本使臣“词气恭顺”之表象背后,实则大有深意。亦因于此,中日立约的结果——《中日修好条规》——注定不能起到维护两国友谊的作用。换约不到一年,日本即出兵侵台,此举令清政府立约之初衷完全破灭。对日本侵台一事,清政府积极应对,一方面派兵前往台湾与日军对峙,另一方面与日本使臣激烈辩驳,完全尽到了维护国家主权的责任。然而,由于深知自身实力不足,清政府亦不得不在交涉中妥协让步,最终与日本签订了颇具争议性的《北京专约》。其争论焦点在于:其中“保民义举”中的“民”是否包括琉球难民,此直接关系到清政府是否把琉球的主权葬送给日本。在本文看来,中日对它的理解是不一致的:清政府认为不包括,而日本认为包括。中日交涉尤其是日本侵台一事,对清政府产生了极大影响,具体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是强化了对台湾的主权意识;二是对日本的观念产生变化,开始对日本有所防备;三是认识到自己海防的薄弱,并积极地筹备海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