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90年代以来，各国中央银行的货币政策操作纷纷由神秘主义转向透明化，央行沟通在实践中得到广泛运用。在美国、欧盟等发达经济体中，沟通已逐步替代了实际外汇干预的地位，印度、捷克、匈牙利等发展中国家，也更加重视央行沟通在汇率管理和货币政策调控中的作用。随着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市场化程度的提高，以及中国有管理浮动汇率制度实践经验的积累，汇率沟通正逐渐成为中国人民银行调节和管理外汇市场的重要工具和手段。
　　基于对现有研究文献的梳理，本文从沟通形式、沟通主体和沟通取向等视角，探究央行汇率沟通对人民币汇率及汇率预期的影响。考虑到我国汇率制度改革的曲折探索历程，本文以2010年汇率制度改革重启为时间节点，选取2010年6月至2018年9月间的月度数据，建立以美元兑人民币汇率中间价、人民币无本金交割远期（NDF）汇率为被解释变量，中美利差、实际外汇干预、汇率沟通为解释变量的EGARCH模型，实证检验了中国人民银行沟通对人民币汇率及汇率预期的总体影响，并进一步检验了沟通形式和沟通主体差异与央行汇率沟通有效性的差异。
　　本文研究发现，总体而言，我国央行的汇率沟通能有效引导人民币汇率预期向符合央行意愿的方向发展，同时也增大了汇率水平及汇率预期的波动性。其中，书面沟通对人民币汇率及汇率预期水平均能起到良好的干预效果，且不会加剧汇率市场的波动性，但口头沟通会使得人民币汇率水平向相反的方向发展同时不利于市场稳定。较口头沟通而言，书面沟通的效果明显更佳；央行行长沟通与副行长沟通对汇率及汇率预期的作用效果不佳且会增加其波动性。
　　本文的创新之处体现在以下三点：数据的选取区间较有意义，因为2010年6月后，人民币汇率逐渐具备且强化了双向波动的趋势；鉴于现有文献中对口头沟通的关注超过书面沟通，本文比较分析了这两种形式的央行沟通行为对外汇市场的影响；本文将汇率预期纳入研究范围，在汇率沟通传导的信号渠道和协作渠道中，均考虑了汇率沟通对市场主体的汇率预期所产生的影响，由于汇率预期作为央行汇率沟通行为的直接受体对沟通信息更为敏感，故这一研究结果对央行更好地进行预期管理具有一定的现实指导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