草场承包政策执行近30年来,牧区出现牧民生计下降、草场生产力下降等问题。研究表明恢复移动是解决以上问题的重要方向,牧民在实践中也采取了草场流转和牧民合作经营两种整合草场以恢复移动的应对措施。流转和合作分别用市场配置生产资料和重建牧民互惠关系实现草场整合,那么有必要讨论这两种方式是否能解决草场承包带来的问题。对于依赖草原资源维持生计的牧民,其从当地资源中获益的能力非常重要。草场承包政策对牧民生计产生的影响正因牧民的获益能力被削弱而产生,此后为解决这一问题采取的应对措施,要能改善牧民被弱化的获益能力才能有效。目前对流转和合作的研究主要关注于其实践中产生的问题,对二者在牧民获益能力方面产生的影响关注较少。因此,本文以牧民获益能力变化为分析主线,分析在干旱半干旱牧区特征下牧民为实现获益采取的管理策略,受到草场承包政策影响后,在流转和合作两种草场整合方式中产生了怎样的变化,以评估两种整合途径在解决草场承包政策带来问题中的作用。　　本文以内蒙古已将草场承包到户,并先后出现过草场流转和牧民合作组织的三个嘎查为案例研究地,分别为呼伦贝尔市新巴尔虎右旗呼伦诺尔嘎查、芒来嘎查与锡林郭勒盟东乌珠穆沁旗哈日高毕嘎查。基于案例调研,本文首先分析牧民所面临的干旱半干旱牧区的环境特征,认为牧民需要具有利用异质性资源并应对不确定风险的获益能力,且这种获益能力需要依靠良好的草地生产力维持。基于Agrawal提出的“移动、贮藏、多样性、社区共担和市场交换”五种风险管理策略,将其应用到干旱半干旱牧区牧民获益能力的讨论中时,发现是否能采取这五种策略正是牧民在当地特征下获益能力的体现。本文在呈现草场承包政策对牧民产生的影响之后,分析流转和合作两种草场整合方式中牧民管理策略的变化,进而讨论二者的策略安排对牧民从异质性资源和不确定风险中获益能力的影响。研究表明,草场流转和牧民合作经营在实践中分别对牧民生计产生如下影响：参与流转的牧民生计得到提高,然而贫困户收入提升程度小,因无法转产而无法根本改变生计状况,贫富分化加剧;此外在流转中富户难以灵活应对自然灾害、政策变化等带来的风险；牧民合作组织集合了牧民的草场、牲畜、劳动力和资金,通过减少买草和劳动力等放牧成本、增强牧民议价能力、增加牧民生计来源、帮助牧民应对风险和政策变化等方式来保障牧民的畜牧业收益。　　本文从牧民畜牧业管理策略的变化,进一步分析两种方式对牧民获益途径和能力产生的影响。分析结果表明：⑴在牧民的畜牧业管理策略变化方面,草场流转强调市场配置作用,通过市场交换恢复简单移动和贮藏,社区共担的作用在这一过程中被弱化。牧民合作组织则着眼于采取措施缓和牧民关系,逐渐恢复社区共担风险的能力,与市场交换共同作用,实现移动和贮藏；⑵草场流转产生社区共担的继续弱化,牧民在面对风险时越来越依赖于利用市场化的方式应对。当市场交换成为牧民实现异质性资源利用和应对不确定风险的唯一途径时,市场的供需规律决定了自然灾害、政策环境变化等外部变化会带来市场价格的波动,牧民生产成本因此而上升,使牧民从畜牧业中获益的不确定性增加；⑶牧民通过合作可以在较大空间上根据资源的季节适用性安排移动规则,使牧民得以利用时空异质分布的牧草资源,恢复社区共担。社区共担的恢复使牧民合作组织得以采取多种形式灵活应对外部自然环境和政策变化的风险,避免牧民单一依赖于从市场交换获得草场和饲草,进而减少牧民应对成本,牧民从异质性资源和不确定风险中获益的能力增强；⑷在不同整合方式中,草场使用者对草场资源利用方式的不同也影响草地生产力的状况,进而对牧民是否能持续获益产生关键性影响。研究表明：草场流转和牧民合作经营在不同程度上恢复了牲畜移动,带动草籽传播,并扩大牲畜的啃食范围,有利于草场的休养生息；在草场流转中,由于短期流转行为带来的过牧激励和监督的缺失,租入草场的牧户有在流转草场上过度放牧的行为,带来放牧压力向流转草场的转移;在未限制草场经营权流转准入门槛时,非牧户过度放牧的行为更是严重。放牧压力过大带来的草地生产力下降,使牧民无法从草场上持续获益；对于牧民合作经营,基于信任互惠的长期合作带来牧民合理放牧的行为预期,加上有效监督的实现,放牧压力转移的情况得到缓解;此外合作社对草场管理的加强,限制了非牧户对草场的租用,减轻了草场上的放牧压力。草场放牧压力的控制有利于草地生产力的维持,进而保证牧民能从草场上持续获益；⑸基于市场的草场流转对牧民利用异质性资源的获益能力产生有限的改善作用,但无法增强牧民应对不确定风险的能力;基于恢复互惠关系的牧民合作对改善牧民利用异质性资源和应对风险的获益能力都有效。在风险频发且不确定的干旱半干旱牧区,着眼于重建互惠关系的牧民合作更有利于解决草场承包政策之后出现的牧民生计下降、草场生产力下降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