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查德·霍加特与雷蒙·威廉斯和汤普森并称英国文化研究的三大创始人。然而，与威廉斯和汤普森如雷贯耳的大名相比，学界对霍加特这个名字相对陌生，即使在国外，2007年才刚刚诞生了第一部研究霍加特的论文集（RichardHoggartandCulturalStudies,editedbySueOwen），2012年第一本关于霍加特的专著(UnderstandingRichardHoggart:APedagogyofHope,MichaelBailey&BenClarke)问世。而在国内，由于语言障碍（目前尚无任何有关霍加特著作的系统翻译），霍加特研究依然是一片学术处女地。　　关于霍加特的论文或著作尽管在内容、结构上有所不同，但无一不是以霍加特和英国文化研究的关系为主题。固然，这不失为研究霍加特的一个重要切入点，但容易造成这样一种令人误解的印象:仿佛只能将霍加特放置在他与文化研究的关系中加以理解。此外，对“何为文化研究？”缺乏深刻认识加剧了对霍加特思想广度和深度的双重贬低趋势。　　本论文没有舍弃霍加特和文化研究的关系这一观察视角，但试图将霍加特放置在更为广阔的现代主义和后现代主义思潮中加以论述，并提出，霍加特身处这两种思潮的夹缝之中。鉴于“现代主义”和“后现代主义”的语义严重超载，为了切合论述目的，本文首先对这两个术语进行了限制，并在此基础上通过对比凸显二者的含义。与霍加特相关的“现代主义”意指精英文化（高雅文学）、普世主义、对整体性、完整性和共性(commonality)的向往，而人类学意义上的文化、流变的身份、宏大理论叙事的消解、日常生活和流行文化的抵抗则是“后现代主义”之所指。论文第一章概述了霍加特与英国文化研究的兴起，为下文论述核心观点做了铺垫。第二章认为，霍加特将流行文化看作值得研究的对象，从人类学意义（而非美学意义上）重新定义了“文化”;研究对象的变化意味着研究方法须随之改变，霍加特的“社会阐释学”和“文化阅读”可以视作这方面的尝试。然而，深受阿诺德、利维斯的影响，霍加特的精英文化情结挥之不去，具体表现为其研究对象和研究方法转变的不彻底性。第三章集中讨论霍加特与理论和经验的关系。作为文化主义范式的代表，霍加特强调日常生活经验和工人阶级的主体性，一定程度上回应了后现代宏大理论叙事的消解。同时，他的民族志方法开启了普通人日常生活实践的抵抗。另一方面，对经验特权的强调导致理论发育不良，集中表现为拒绝接受分析区分的原则，对乔装打扮或不自觉的理论租借缺乏认识以及没有将具体研究的成果充分理论化。另外，在谈到以电唱机男孩为代表的青少年亚文化时，霍加特的民族志方法消失殆尽，一起隐去的还有工人阶级的“抵抗”。这里反映的问题是，战后工人阶级的身份本身不断地流变，青少年亚文化的兴起便是这种身份不确定性的例证。遗憾的是，霍加特单单从阶级属性定义青少年，没有看到作为英国历史上首支重要消费力量的青少年群体通过风格实现的抵抗政治。论文最后一章围绕霍加特的“共同文化”和“有差异的共同社会”概念展开。顺承霍加特对理论的拒斥，该部分首先厘清了“共同文化”产生的逻辑和历史背景，并提出，这个概念一方面体现了霍加特对现代主义整体性的希冀，这种整体性可理解为在新的文化变化的威胁下日渐式微的社会凝聚力;另一方面，表明了霍加特接纳变化和分裂的诉求。“有差异的共同社会”同时包含了萦绕心头的晚期现代主义的幽灵和后现代主义的发酵因子。《识字的用途》中以“奖学金男孩”为代表的“有感情的男性身体”（thefeelingmalebody）是这一概念的化身。论文结尾部分提出，身处现代主义和后现代主义的夹缝之中，霍加特不属于任何一个世界，无根感、焦虑感、思想上的崇高追求和行动上的怠惰如影随形。然而，他并没有完全沉溺于悲观和绝望——尽管希望亦无处可寻，而是以一种后现代式的反省和自嘲为自己——也为读者画上了句点。　　论文以细读霍加特的经典文本《识字的用途》（以此为主但不局限于此）为基础，提出并解决了文化研究与文学的关系、文化研究跨学科传统的理论核心、霍加特的民族志方法与日常生活抵抗等问题。而福柯的权力观、阿尔都塞对文学与意识形态关系的阐述、利维斯及奥威尔的“身体”理论等为论述霍加特提供了参考点，并对论文进行了理论提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