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中国改革的持续深入，经济和社会的飞速发展，人们生活水平和公民权利意识的提高，民众对人身安全、受教育权利、生活环境和卫生健康等公共产品的多样化需求日益增长。然而，目前我国公共产品主要由政府来供给，存在供给模式单一、供给增长远滞后于公共需求的增长、城乡供给不平衡等问题。此外，中国行政改革的基本趋势是政府向市场放权、向社会还权，中央向地方分权。经济性放权与行政性放权改变着政府与市场、政府与社会的关系，并逐渐形成了国家领域、市场领域和公众领域，从制度上建构了市场(主要是企业)、政府、社会(主要是非营利组织)三大制度供给，这三大制度供给构成了现代社会公众需求供给的基本模式。正是基于这几点的考虑我们在审视“政府提供公共产品”时，不得不把视野扩大到市场、非营利组织和私人供给领域来探讨公共产品的共同治理之道。传统公共产品理论认为，由于市场失灵的客观存在，公共产品只能由政府提供。这主要是由公共产品的两个特征决定的。首先，对公共产品而言，如果它由私人来提供而不是由政府来提供，则私人必然会对该产品收费，但由于公共产品具有消费上的非竞争性，所以任何收费都会阻止人们购买这种产品，并导致公共产品的闲置，造成资源浪费。其次，因为公共产品消费上的非排他性，当私人认为供给该公共产品无利可图或得不偿失的时候，他会等候别人来供给，即“搭便车”。搭便车心理的结果是造成公共产品供给的不足。当然，政府之所以适合于供给公共产品，还在于政府具有私人或其他组织所不具有的公共权力，政府利用公共权力可以方便地通过强制性的征税来支付公共产品供给成本。而政府在公共产品供给方面所占比重过大，其他供给方式严重不足——这样的模式却导致了政府不断膨胀的财政支出；政府工作人员的不断增多；社会公共产品的缺乏、供给的质量和效率低下、供给结构失衡等问题，由此引起的政府财政负担的加重又成为国家经济进一步发展、居民生活水平提高的障碍。因而，如何有效、公平、优质的提供公共产品和服务便成为一个急需解决的难题。西方发达国家的学者于是提出了治理与善治理论：认为可行的治理方式就是综合发挥政府、非营利组织和企业各自在提供公共产品时的优势，进行三者间的合作治理。从政府自身看，应积极地将管理职能转变为服务职能——构建服务型政府。从市场与政府的关系看，在消费的排他性技术允许的条件下，允许私人企业参与公共产品的提供，着力推行公共产品和服务供给的民营化、市场化改革，走高效供给之道；从政府与社会的关系看，政府的许多社会公共服务和管理职能都可赋予非营利组织，加大对非营利组织发展的支持力度，在公共事务的治理上倡导与非营利组织合作。本文拟通过对我国公共产品供给的现状，公共产品多元化供给的必要性以及多元化供给的障碍性因素分析，从理论上与实践中找到克服这些障碍因素的方法与对策：健全市场运行机制，发展非政府组织，支持私人企业发展，借鉴西方发达国家的先进经验，加快公共产品第三类供给形式发展的步伐等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