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列强用坚船利炮打开中国的国门之后,中国进入了剧烈动荡的社会转型时期,这也从一定程度上加剧了当时中华民族的困惑与困境。特别是这一时期各种思潮层出不穷。客观地讲,其中有很大一部分带有明显的功利主义特征:断章取义的曲解和不明所以的谬误。从这个意义上说,当时无疑是一个浮躁的年代。但是,这些争论和冲突并不是没有意义的。正是在这一过程中,整个中华民族、整个中国社会都在不断地修正自己的认识,试图找到符合中国客观实际的变革之路。如何将“浮躁”转化为“活力”,是试图推动变革的每一个人、每一股力量必须首先解决的问题。因此,富有建设性的思考和细心构建,以及不趋炎附势的探索精神就显得弥足珍贵。而张鹤龄正是其中一位优秀的代表。本文通过对《变法经纬公例论》和张鹤龄变法思想的形成的剖析,论述了《变法经纬公例论》在戊戌变法失败后到清政府宣布实施“新政”前,这一段特殊困难时期的意义和作用,从中感受作者试图把这部著作作为撬动中国社会进入变革轨道的一个支点的良苦用心。并且进一步分析张鹤龄的变法思想的来源及实质,以及其著作的重要意义和作用。制度建立和思想提高历来是中国近代以来,对于社会改革关注的焦点。张鹤龄所设想及部分实施的社会变革方案,至少是兼顾了制度与思想的统一。张鹤龄的《变法经纬公例论》是在戊戌变法失败,国内一片政治恐怖的关键时间点写就的。一方面表现出作者的大无畏的牺牲勇气和“位卑未敢忘忧国”的精神,另一方面是他以自己亲身的教育改革的实践,完成了对戊戌变法精神的继承。同时在一定程度上为以后的“五四新文化”运动、辛亥革命奠定了物质和思想的基础。因此,张鹤龄及其《变法经纬公例论》,对于研究近代中国的标本意义是非常突出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