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发展着的中国，毛泽东时代一度成为一种记忆，与毛泽东时代紧密相联的“革命”更成为人们头脑中或代表着理想或代表着梦魇的过去。然而时至今日，当我们逐渐抚平“革命”所造成的震荡能够痛定思痛的时候，当我们面对着层出不穷的社会问题回望历史的时候，我们不得不再一次认真思考：毛泽东，以及体现着毛泽东时代性格的“革命”话语是否需要我们给予重新整理和准确定位?在今天这个理想不再高昂、神圣轰然倒地、精神避居冷宫的世俗时代，我们是否可以重新从毛泽东以及他的革命思想和实践当中汲取些许有益的资源?　　 论文以上述问题为切入点，立足于“现代性”这一视角，以“革命”为关键词展开对毛泽东思想的研究。论文指出，在近代以降中西方文化碰撞和交融的大背景下，毛泽东所使用的“革命”概念具有丰富的内涵，其“革命”思想的文化渊源也颇为复杂，既有中国传统文化的深刻印记，也有西方进化论的色彩，更在马克思主义理论话语中获得了新的表现形态。复杂的文化背景、社会背景以及毛泽东个人的性格特征，型塑了毛泽东“革命”思想独有的逻辑与特质。论文分别从政治、经济、文化三个侧面，结合中国现代化的历史进程，对毛泽东时代的重大革命事件以及由此所体现出的毛泽东“革命”思想的独特意蕴进行了重新思考和解读。政治革命是毛泽东“革命”思想和实践的核心。在现代性的语境之下，在中国早期知识分子对现代化的探求中，毛泽东开始了他由改良而革命的改造中国路径的选择。经过无数次失败，毛泽东认识到，惟有领导工农大众夺取政权，建立起独立而统一国家，中国才有可能走向现代性。据此，毛泽东在实践中采取了以“夺取政权”为中心任务的政治革命策略，探索和发展出了“党-军-民”三位一体的政治革命模型，确立起鲜明的人民革命观，并通过新民主主义理论中所蕴含的价值理念与斗争策略，为我们描画出一幅政治革命的现代图样。毛泽东的经济革命思想集中体现在建国后他对中国现代化建设的一系列思考和解决方案之中。面临复杂的国内外形势，面对现代化过程所带来的一系列问题，在“积极平衡”与“不断革命”的理论视域中，毛泽东选择了一条“非常规”的经济发展路径。他坚持中国农村的集体化道路，不断冲击苏联式的计划经济体制，并以人民公社为模式进行了一系列制度性建构。毛泽东富有创造性的思考和实践，为我们留下了弥足珍贵的思想资源。文化革命则最为典型地反映出毛泽东革命思想的深层结构和特质。他终其一生致力于大众文化模式的构建，是要为新中国人民民主的政治体制建立文化根基；他以主流意识形态实现对社会的整合，是在为中国社会的发展提供观念上的保障；而他通过倡导无产阶级的道德观，重构中国人的道德伦理，则在于为他的社会主义发展战略打下坚实的德性基础。文化革命，是毛泽东为破解中国现代化难题所进行的最深层、最彻底的努力。　　 通过上述考察，论文在结语部分认为，毛泽东的“革命”，既是一场驱动着古老中国由传统走向现代的卓绝的努力，同时又强烈地体现出对于“现代性”弊端进行反拨的价值维度：针对现代性过程极易产生的官僚主义政治体制的弊端，他试图通过一场全方位的文化大革命实现权力重组，以巩固其人民民主的政治体制；针对现代性过程中所带来的片面的发展主义的经济模式，他试图通过“抓革命、促生产”来寻找一个“发展”和“公正”的结合点；针对现代性过程中出现的文化精英主义倾向，他试图通过对知识分子再教育来破解精英与大众的对立这一历史性难题。走向现代性与超越现代性，是毛泽东“革命”的永恒主题。